如果对李洱有兴趣，我非常推荐读一下这本书，有很多作家自己的想法。
李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和格非等是属于稍年轻一点的作家，我是说相比于王安忆她们那一代的作家而言。他写的东西要经过非常地深思熟虑，所以可能写的比较苦。格非是另一个我喜欢的作家，他文字的功力非常深厚。
读了这本之后，顺势读了他早期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风格很有些不同，顺畅，好看，一口气读完。
读了这个问答录，可能会对他的《花腔》有更深的理解。
看看今年有没有机会读一下他的《应物兄》。
“在写作的时候，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是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你刚才说到幸福，我还想补充一句，最正确的答案好像就应该是，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至少在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因为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对秩序的认同，你的放弃。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做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老实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很失望。能发的出声的差不多都是一副奴才相。对名利特别是利的追求让人有点恶心。
“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我又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对“历史的真实”的困惑，显然是小说要探究的主题之一。可是，经过那么多人的讲述，我们最后看到的真相，可能就是那些材料，那些眉飞色舞的讲述，那些腔调。要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真实。一分钟之后，它就成了回忆。当我们拿起笔去记录的时候，就已经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了，要添油加醋了。如果考虑到，小说的那三个人，差不多是枪逼着，或者是在利益和美女的诱惑下，去讲述故事的，那么他们所讲的故事与当初的那个真相，距离就更远了。我比较满意的是，主人公葛任的命运，通过那些讲述还是比较清楚地呈现了出来，绝大部分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到葛任的基本性格，感觉到他的悲剧性，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历史[…]”
一直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往微信群里贴谣言，乐此不疲。不说那些愚蠢的人，就是那些信誓旦旦说真相的人，说的就是真相吗！？
“如果我提到了文学史，那首先因为我对写作有怀疑。在已经有了那么多作品的情况下，你的这部作品还有写作的必要吗？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当然很好，但如果你说的话，别人已经说过，而且说得更漂亮，更有意思，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所以写作者有必要对文学史，对当代的写作状况，有一定了解。阅读史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使用起来还是谨慎一点为妙。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所以我就信口胡说一下。我想，它的背景或许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把人们广泛阅读一部作品，当成一种文化现象，然后对它和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一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引来几百万的点击量，好像它构成了阅读史的一部分。一些人出于对文学现状的不满，而向网络文学投去深情的一瞥，我其实很乐意看到这种现象。不过，文学作品的质量，不应该由发表渠道来决定。无论是在杂志发表的小说，还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还是抽屉里的小说，对它们的评价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只有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里，我们才会考虑一个作家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而不是去考虑他是不是一个好作家。”
“真俗不二，还是佛家所讲的大境界。问题是你能否做到“俗”得真。你一定要真“俗”，而不是假“俗”，你穿着老妈亲手缝制的衣服，俗就俗吧，那就是俗得真，你穿着假名牌招摇过市，还要提醒别人，看啊看啊，我一点不俗，那反倒是“假俗”了，或者说“恶俗”了。”
“我们，包括你和我，所有的人，能够活下来的，都是妥协者。这一点不言自明。我喜欢让笔下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反省能力，他知道自己的妥协，为什么妥协，妥协之后怎么办，还能做什么。但我的疑惑在于，当你写出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人，并且世事洞明，可他的个人生活仍然是个悲剧，这个时候，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感受呢？写作者的无力感，那种虚无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行动性的丧失，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比如，正如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很多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不是表现在他做了什么，而是表现在他没做什么，他规避了什么。应该参与的，他没法参与，或者不允许参与。而被允许的，被鼓励的，如果他有足够的良知，还保留着自己的尊严，他反而要规避。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待知识分子的眼光，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都与以前不一样了。有些事情，想起来，你的心境会有些苍凉。”
“在中国，谎言有巨大的价值、巨大的利润。问题是，谎言归谎言，生活却在真实地发生着变化。”
“对于成年人来说，清醒地认识到真实的痛苦总比糊涂地相信虚假的幸福要好，因为认识到痛苦你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这也是我比较肯定格非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原因。它的小说是对那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它至少提供了与现在主流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不同认识。现在，我们否定了这段历史，认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二年是共和国失败的历史，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意识，也被认为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独立的判断。他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看法。那种乌托邦企图是值得怀疑的，但那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人们怀着非常美好的目的和纯真的愿望做了许多错事，人们自愿伤害个人性以融入社会洪流之中，最后，带来了个人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小说写出了这一点，这要比简单的批判深刻得多。”
很喜欢《人面桃花》。有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需要把人完全变成机器，不需要个人的感觉在里面，它甚至不需要惭愧，它需要你义无反顾地做出某种事情。”
“如果翻看世界文学史，你还可以发现，除了极个别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作品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其主题都是消极的，人物也都是病态的，而且好多时候越是病态，小说越是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充满着黑暗的启示。这是文学的基本事实，也是文学特有的宽容，甚至可以说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理由。偏执、抑郁、冲动、易怒、疯狂，包括色情、厌世、颓废，文学都没有理由回避，只要它们对你构成问题，只要你绕不过去，它就是真实的，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主题。所有这些，如果它们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景观，那我要说，与其说这是文学的问题，不如说这是时代的问题。”
“我相信，就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
“有童心的人，才会有羞涩。这样的人内心善良，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假言，不修饰，看到别人违愿，也会感到羞涩。这样的一个人，充满着对细微差别的感知和兴趣，并有着苦涩的柔情”
“有一个好玩的说法，说的是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小说呢，除了人名是假的，别的都是真的。所以，如果没有修辞学意义上的真实，所谓的真相其实无法指认。我还想说，这甚至是小说叙事直到今天还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小说通过虚构的方式，使得我们得以倾听到世界的心跳，真实的心跳。”
“人活得都很艰难，追求享乐和名利，其实也并不轻松。”
“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应该是精神生长的过程。在这个时代，写作依靠的甚至不单单是天赋、才华、经历、心灵的受伤后的补偿。它依靠的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省悟、把握、追问。我这里说的成熟，是指健全的成人心智。心智的成熟，从个人性写作出来，使我们的语言在寻求现代性的旅途中扎根。”
“庸常的生活中，丑和平庸是孪生子，但简朴的美以及希望照样存在。”
“对一个越来越不严肃的时代来说，严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仿佛就是不赦之罪。”
“当恐惧成为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公众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水果、蔬菜等消费品上面，公众的道德水准就会降低到“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我们现在的命运，仿佛只是无限的命运中的一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现在的命运，而绝对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通过剪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即便新闻的所有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假的，新闻惯用的伎俩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创作出一个新的谎言，差不多成了用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虚构文学。”
“一个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必定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他会热衷于修复自己的记忆。但是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修复到何时才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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