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记忆碎片.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记忆碎片. Show all posts

Monday, September 24, 2018

一点青春的回忆 - 从《十三邀》

最近在翻看许知远的《十三邀》。

俞飞鸿的那集有点意思。

说到年轻时喜欢的电影,提到了《简爱》。她说年轻时她喜欢像罗彻斯特那样的男人,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安静。
问到高仓健呢?回答是不喜欢。

有意思!我也特别喜欢电影《简爱》,无论是年轻是还是现在,基本上是那表达的一种情绪或者说感觉 - 知性、舒缓、沉静。可我从没有喜欢过作为女人的Jane Eyre。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啊,真的从来没有过。
至于罗彻斯特,不,我不要成为那样的男人。
我喜欢高仓健。我知道我成不了高仓健那样的男人,但我觉的那就是我心目中的男人。

差别真大啊!

Saturday, October 8, 2016

我的家记忆(6)

李琦的诗:把书念完、把孩子养大、把自己变老。

最近常想着,孩子大了,父母走了,我正在老去,却觉的突然生活没有了目标。我该做什么?

在家里干活,突然有一阵很悲伤。莫名。

Friday, August 19, 2016

我的家记忆(5)

妈妈过世两个月了。仍旧在恍惚之中,好像她还在一样。这怕是我没回去送她最后一程的好处之一吧。

每到星期五晚上,到中国城买菜回来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有一阵悲伤涌出。
我似乎刚刚明白,妈妈的故世让我分外的寂寞!这是我没想到的。
妈妈和我还算是聊的来的人,这样的人在我生命中不多。

我是最小的孩子。可能也就比较惯吧。我是从来没挨过打的,只有姐姐也没有挨过。我猜,一是最后一个,舍不得,再有就是我还是属于乖巧懂事的。
我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张床上,直到我上小学前。上小学对于我的大事一是名字从ZXG改成了ZXT(说和平万岁容易产生修正主义,还是警惕警惕吧),再有就是自己睡了。
妈妈到哪儿都喜欢带着我。我大概是长得挺好看的,叔叔阿姨们都挺喜欢我,也爱逗我,特别是魏阿姨,老逗我。其实我并不喜欢被别人逗。可谁会顾及一个小孩的感受呢!

大了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懵懵懂懂的把孩子抚养成人后才明白,如果孩子身上有什么“不良”特征,都是父母的错。

大了后慢慢才明白,父母大概是属于不喜欢孩子的。不明白的是,不喜欢孩子干嘛生那么多呢?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

妇女的解放让妇女的地位提升了很多,越来越独立。所有很多妇女已经感到了男人的无用。与此同时,男人们也变的越来越独立,也慢慢发现女人的无用。
家庭解体是不是将来的趋势?

Tuesday, July 26, 2016

我的家记忆(4)

老了,喜欢回忆。现在这个年龄回忆的是童年啊,中学啊小学啊什么的。父母走了就回忆父母。
等到哪一天,开始回忆自己的时候,那就真的老了。

有句话叫不堪回首。如果老时有这样的感觉,这辈子大概过的不好。我有时就有这样的感觉。

98年,我在美国开始工作的第一年。
5月,父亲去世。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老板臭骂了我一通,回家还特别晚。心里特不痛快。
那几天,每天开车上下班都是泪水涟涟的。

94年,离京留学时,爸爸感冒,没有去机场送我。离家时,紧握我的手,我只能说出保重。
 机场挥手告别往登机口走时,眼泪忍不住哗哗的。也说不出是哪里不好受了。

Friday, July 22, 2016

我的家记忆(3)

人一定是会死的,无论怎样的不舍。这道理我怎能不懂?

原来以为,痛的总量一定,长痛短痛的,该是可以接受,其实如果脆弱如我,短痛似乎较难。
关系好的则一定会更痛。关系就应该淡漠吗?
越来越怀疑血浓于水的说法。在利益的面前,什么都没有。

从小就被告之天堂是无忧无虑的地方,大了慢慢知道,哪有无忧无虑的地方? 生活总是充满着痛苦和不快乐。天堂大概就是痛苦的人们想象出的地方。

我们还是继续烦闷着生活着吧!

Thursday, July 14, 2016

我的家记忆(2)

下午从Chinatown 买菜回来,坐在无人的公共汽车上,又想起了父母,又难过了一会儿。

最近心情不好,没精神。似乎生活失去了动力。我该做点什么?

时不时往回看看,生活真的没那么有趣!
幻想着,如果我没有自己的家,就那么陪着爸爸妈妈,陪着他们走好最后一程,不是也挺好的吗?其实我也并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在他们的纵容下,也许就会越来越不好。想想年轻时和他们相处的也没那么和谐。可到了这个年龄,特向往着安安静静地和父母坐在一起,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可是他们走了之后呢?

去年看了春上春树的《1Q84》后,回家时还特地带了几本书,包括妈妈喜欢的王蒙的,想着没事儿时给她念念书也好。可怎么就是找不到节奏和感觉呢?

想着有好多时间,其实每天忙忙碌碌,很少能停下来。

Friday, July 8, 2016

我的家记忆(1)

妈妈过世20天了,这么快?!
下午回家做饭时,突然涌出一阵悲伤,不能自己。
也突然就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我不是个做梦的人,不记得曾在梦中见到爸爸妈妈,也许梦到了,醒来也忘了。我不需要在梦中见到他们,闭上眼,他们就在我眼前。

这该是想起什么就记下的断想,无论是回忆还是感悟,真实该是第一位的。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和要求,想到哪就记下吧!不然真的就忘了。

春节回家探亲,心情不轻松也没有喜悦的感觉。更多的是紧张和某种程度的烦恼。为什么?该是三年了吧?就是14年春节,发现了妈妈性情开始变化,从此不再像从前那样慈祥和宽容。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次是我调电视,动了那不该动的键,结果出了点毛病。我在那里鼓捣,心里肯定是挺烦的,妈妈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嘀咕。我最烦的就是这种嘀咕,于是就和她说您先到卧室呆会儿吧(大意)。可能口气也不大好,老太太不乐意了。一个劲儿地纠缠,最后还哭了。结果是我道了歉。当时就觉的不对。我有时发点小脾气是常有的事,不这样啊!

然后回家就不再有自在感,而开始说话小心翼翼了。回家时心情上的忐忑远远超过了喜悦。

妈妈最大的变化是不再随和,特别是对外人,比如保姆。抱怨的远比赞扬的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有些道理好不容易掰开了揉碎了给她讲明白,一会儿就忘了,又回去了。慢慢我也就不再想改变她的想法了。
 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感觉她好像是老年失智。现在回过头看,即便是,应该不严重。倒是最后的表现,挺像是忧郁症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实在是无法做结论。

前几天看到一篇小文章,说一老太的举止(挺像我妈的)不当,就说老太有点活的太久了。我们做子女的最后的表现,是不是也有这类的想法在心里呢?
可是如果是病呢?!

生活是不简单的,人也是不简单的。

Monday, September 28, 2015

记忆碎片 9 - 中学(5) 片断

下面都是一段一段的记忆。

五一晚会。
初一。当年的913林彪出走导致了十一天安门活动的停止。五一晚会就是文革最后的天安门活动了。后来五一十一基本上就是游园了,而没有在广场的大型活动了。
其实很多细节都记不住了。有点儿印象的是老是练习盘腿坐在地上(听这样那样的报告),屁股都做疼了。不明白练这个干嘛呀。当然花了很多时间练集体舞。我这辈子跳过两次集体舞,一次就是这次的五一晚会,还有一次是80年代,团中央号召什么,我们所被分在中山公园,大晚上跳了挺长时间的。
那天晚上,我们是比较靠近南池子还是南河沿了,算是比较偏的。当时好像大家都盼着什么领导人什么的来我们圈,或者大牌的表演者来我们的圈。我是不记得谁来过了。反正就是一会儿爬起来跟着音乐跳舞,一会坐下看节目。后来放烟火,从天上掉烟火壳子。有时掉降落伞,大家就用红旗竿子去抢。

记不得是几年级了,应该是初中吧。有一年暑假去农科院什么研究所的果园摘桃。这种学农真是该多多益善啊!好像开始是顾军他们班先去的,闹不清为什么又把我们叫去了。好像只有男生吧!
每天到桃园先是吃桃,开始还找水什么的冲冲,后来会挑那干净的擦擦就吃了。等吃饱了,开始摘桃。反正是干会儿吃会儿。现在都在想,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活啊!
都说,桃养人,吃不坏肚子。放开了了吃,能吃多少?我刚去的时候,最多能吃十几个吧。后来练的能吃二十几个。一班的孙国强的记录是能吃四十多个。
晚上大家在一间大房子里睡地铺。挺好玩的。

学滑冰。
初三。体育组好像是在什刹海买了一批旧冰鞋,于是冬天的体育课开成了滑冰课。自己到教具室挑一双合自己脚的冰鞋(全是花样鞋),那些鞋真是够破的。但老实说,如果没有那些鞋作为入门,好多人大概就永远不会滑冰了。
第一次上冰,摔啊!好像是十几个结实的跟头吧!回家后一个星期全身疼,好嘛!然后就差不多入门了。后来改换跑鞋,特别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感。
记的于伟身高马大,重心高。那叫一个摔啊,看的都有点儿心惊。

打篮球


打架这事,冯继欣和杨东说过的两次都和史继全、张运辰有关。我怎么还记的有另外一次呢?
我们班初中时有个漂亮女生叫陈淑芬(名字我记的不大清楚了),没上高中。有一段时间传闻她有三班的赵德宝相好。史继全等就经常当的她的面挑逗,大叫赵德宝的名字。记的有一次她恼了,大叫说想叫赵德宝就当着赵德宝的面叫,在这儿乱叫什么。一些男生就跟着起哄。后来是赵德宝还是陈叫来社会上的人来班里打架,好像还抄起凳子砸在了墙上。
我现在有点儿怀疑我把打架的事儿搞混了,是李常金那次吗?我想舒健应该记得。

 

Monday, September 14, 2015

记忆碎片 8 - 中学(4) 学农

中学五年,我们好像是有过四年学农(哪年没去?为什么?)

中学的学农比小学的那次拉练似乎还有点儿意义,至少我们是走到劳动地点,扎下来,给农民多少干点儿活,而不是像小学那样,就是拉出来溜达一圈。
我那时的地理知识甚差(所以连地理老师是谁都记不住),完全记不住当时的路线,只是记的好像每次都是去平谷(?),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完全没有印象了。行军路线也没有印象了。当时就很佩服殷小尉等他们军人子弟对地理上的感觉。唯一学会的是,从路边上的大小水泥桩上的数字可以估计出离北京有多远了,如果细心的话,也可以算出走了多少里了。不过对几个地名倒是有了印象,像孙河,李桥,北务,大孙各庄等等,可能是多次走过/住过这些地方吧。
从分中走到平谷,也得走几天呐!学农拉练尽管比较苦和累,但不用上课,没那么拘束,而且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其实对长大成熟是有好处的。另外就是同学间相互了解的也更多些。


行军时唱歌。行军时为了鼓舞士气,通常都在不停的念语录、喊口号和唱歌,而且不同班机之间还的拉歌。比较常见的拉歌是:“XX班”,“来一个”。“来一个”,“XX班”,唱后再喊,“他们唱的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呱唧呱唧”。歌嘛,就那些鼓劲的吧!
咱们张老师,那正经的女中音啊!还有路平,一开口,震倒一片。倒是不记的哪个男生唱的特别好。
有时路边上有个宣传队在唱歌、打快板什么的。热热闹闹的也就不觉得累了。
通常都事先知道当天的目的地,一路上见到当地人就问“XXX还有多远啊?”,一天不知得问多少遍。
不喜欢急行军,常常得小跑着。很累!
不喜欢夜里紧急集合,得在很短的时间把背包打好到指定地点集合。有的同学就事先把背包打起来,靠在背包上眯着,等紧急集合。

在村里学农,干的最多的是捡麦穗和拔草。记的也干过拔麦子,第二天手疼的不行。还是捡麦穗舒服。不过再累的活,比起插队的辛劳,真的算不上什么。

记的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生病。出门比较怕生病,不仅仅是怕缺医少药,可能更多的是孤寂和思念家人。有一次拉练我得了肠炎,把我们这些得病的集中到一个小屋里单独照顾,在那里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算是隔离吧。记的杨志同有一次拉练得了腮腺炎,好像也没隔离啊!

第一次拉练,我和李天林住在一起。有一天,我们抓了个青蛙,用刀子把肚皮划开了,见那心脏还在不停地跳动我们就用缝衣针扎那心脏,直至停止跳动。够残忍的!

也是那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和张运辰起了冲突。我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按到了炕上,他竟然吓哭了(可能是看我真急了)。其实我试过他,他的力气比我大,我不一定能打的过他。

有一次拉练,史继全说他失眠(也不知是真是假),李天林给他维生素C,说是安眠药。第二天史继全说昨晚睡的特别好,说这药特别灵。

有一次我们住的老乡家的母狗刚生完小崽,护的特别凶。有天早上张老师来找杨志同,那条狗拼命地叫,吓得够呛。是不是就是冯老师说的那次啊?

有个学校的操场有个破篮球架,我们没事儿就在那里打篮球,有次人手不够,就让李贵安那拨少个人,他说行,但可以封篮。我们答应了。后来发现没法玩,只要投球,李贵安在篮筐那里一封,根本进不去。
 
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摘棉花(还是给棉花打尖?)我们男生很快就干到地头了,觉得时间还早,看着好像山也离着不远,说不定那山上也有梨树呢?(还想着鱼子山呢!)于是一帮男生就快步朝最近的山走去,“望山跑死马”啊,可惜到了山边,发现这里没有梨,却有很多柿子树。但是柿子还青着呐,没法吃。看着时间晚了,就赶紧往回跑。当然还是晚了。一路上大家就琢磨着怎么编瞎话和老师说。我有点儿记不清编的是什么谎言了,好像是找地方解手,迷路了。反正众口一词,张老师居然信了。可很快就出了“叛徒”,老师气坏了,主要是当时杨志同,李贵安,杨东等班干部都在里头。我现在还记着我们在操场上坐了一圈,张老师用手指着我们,“你们骗我,你们骗我啊!.......” 。这印象太深了!!
鱼子山那次,不知我为什么没去。邬刚拿回那雪花梨,书包小点儿两个都装不下!

有一次拉练回家,本来说好的最后一站不接待了,于是领导们决定一气儿走回家。同时联系教育局派大巴士,先接女同学。剩下的就放开了步子往家赶。那次好像是一夜走了在80里左右。是这辈子在一天中走的最长的一次。

Wednesday, August 12, 2015

记忆碎片 7 - 中学(3) 学工

学工学农学军是我们中学时代的教育内容。

从初一开始我们到大北窑的东方红医疗器械厂学工,该厂的主要产品是医用X光机。学工的时间在一个月左右。每天事儿事儿的挤公共汽车“上班”。
我第一次是在该厂的喷漆车间,当时的工作是“磨活”。我还真得解释解释这个词:当时的铸造零件是先在铸造车间浇铸出毛坯,然后砂轮打磨,再到喷漆车间抹腻子,干了之后需要用水砂纸将其磨光滑。而这所谓的“磨活”是在一个大木盆里放上水,用水砂纸打磨零件。磨好了之后先喷一层防锈漆,干了之后再喷所需要的漆。现在听上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样。可以想象一下:一、每天8小时手泡在水里,二、每天8小时手拿着砂纸打磨零件,结果一定是手会被磨破。当时可以使用橡胶的手指头套,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我是觉得特别闷,基本上就是光着手,所以手指常常是被磨破的。我们无法和那些老师傅们比,人家多年干这个,手上有很多的老茧。一堆人天天围着木盆干活,可不就是东家长李家短的瞎聊呗。有一个师傅,常年脑袋上带个帽子,其他师傅就告诉我们,说他以前是当兵的,有一次跳伞,开始伞没有打开,虽然后来伞打开了,但把头顶上的头发吓没了。我们看那个师傅帽子下面的头发很正常,但从没看到过他摘下帽子。也就一直将信将疑。
我还记得当时该厂宣传队有一个什么女民兵的舞蹈,好像分中宣传队还学了去。这事鲁老师和老陕应该记得吧。
第二次在该厂学工我是在钳工车间,有点儿记不清了,是哪年也记不得了。好像主要是锉,和套扣。活其实都不忙。平时就是听那些师傅说那些很荤的玩笑。
我有点想不起来的是,我们当时吃饭是自己掏钱吗?

还有一次的学工是在房管局。那次把同学分开一组一组的。我记的我是和舒健,李永强一组。每天到居民家修房子。我们的工作是给那些瓦匠师傅们做小工,和泥啊、拿个勺子(不是吃饭的勺子,长把的)给师傅手上的泥板上上泥。师傅们在抹墙时,没泥了,就用抹子在板底下敲一下,我们就赶紧来上一勺。默契!挺逗的!
那是一个非常北京的环境。知道了不少老北京的习俗,也真是了解了不少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
老师们基本上是各个组跑,挺不容易的。

另一次学工是在六铺炕附近的北京无线电元件二厂(那是几年级啊?)。我的工作是给电阻“刻槽”。还得解释解释:碳膜电阻是在小瓷棍上用蒸发的方法覆盖一层碳膜,要生产不同的阻值的电阻,就要在小瓷棍上用砂轮片刻上若干圈以加大电阻值。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机器设定的,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原始的电阻夹到机器上,让其转动,然后用手柄控制砂轮片“刻槽”。抬这个手柄的力度是该工作的关键,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我当时和李天林一个小组,有一个小师傅对我们很器重,很快就教我们上手了。最后我们赶工还让我们上夜班,每晚給3毛钱夜班费。中间休息时,要不就在厂里瞎溜达,要不就找地方睡觉。我们要学工结束的时候,那个小师傅要去成电读书了(工农兵大学生)。

我的印象中我们还在校办工厂学过一次工。好像校办工厂开始是在北分校,后来搬到小经厂去了?那次在校办工厂学工是给X光机的脚踩开关上打眼和套扣。套扣是一个很烦人的活,不是活烦人,而是你总会把丝锥搞断,于是你就得看着师傅那不满的眼光和不咸不淡的批评,尴尬啊!


Tuesday, August 11, 2015

记忆碎片 6 - 中学(2) 中学老师们

我们是1971年春季(3月?)开始分中的生活,直到1976年春季(2月?)。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中学的第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我觉的有点儿奇怪,要说是大事啊,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也许是太紧张、太混乱或不知所措?

我们班在初中是2班,高中是7班。我原来模糊地记得我们是四连的,后来记起来任俊杰的那个连是六连的。那我们应该是五连吧?有同学记得吗?

当时我们连的连长是南彦老师,指导员是沈雁邦老师。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张老师,三班的班主任是史俊壁老师,四班(是陈卓和段晓他们班?)的班主任是张德美老师。一班(就是顾军他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个大个子女老师,好像是姓张?有谁记得她叫什么吗?当时好像南彦老师和她一起带一班。

我们班教室初一时是在中操场的东北角,我们教室西边的是实验室,我们这一排房子和北边一排房子之间有三、四个水泥乒乓球台子,课间大家常去抢占台子打上一小会儿。我们教室的东边是教研室(那时叫老师办公室?),再往东,就是厕所了。再往东北就是开水房和学校食堂。中操场的南边是学校礼堂,挺寒酸的一个礼堂。西边隔墙就是分司厅小学。一班在中操场东边的那个高台(像个亭子包个墙)上,三班在我们的北边,四班在我们西北但门冲着北。初二我们搬到北小院,前院东房,初三(还是初二下学期?)搬到筒楼,应该是北边中间偏西一个教室,高一(?我觉得)又到北小院,南房,直至毕业。前操场中间北墙前有一水泥台子,开大会就是主席台,旁边有个小小的播音室。鲁老师当年就时不时在该台上来一曲《北风吹》,《太阳出来照四方》什么的。原来分中的大门对着北分校,后来(大概在初三前后?)大门改到了六一鞋厂的对面,原来大门和传达室处盖了几间教室。
这些只是我的记忆,欢迎大家补充。

聊聊我们的老师吧:
先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在互联网上居然找到了北京市分司厅中学革委会宣传队全体教职工合影留念的照片(参看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191_2536890.html),虽然是70年的而且不那么清楚,但张老师,徐老师,欧阳老师等可以清楚地识别。真有意思!












南彦老师:连长。年轻,冲劲儿足。指挥唱歌时手臂极有弹性。拉歌很有一套。她应该是教语文的。而且我们在校期间,她生了个孩子。
沈雁邦老师:指导员。政治老师。有着一付美声的好嗓子。说话慢条斯理,给人老谋深算的感觉。有修养,不易激怒。
李盈盈:
沈老师我记忆还挺深的,他是我入团介绍人
史俊壁老师:历史老师。(地理也是她教吗?我怎么想不起来谁教的我们地理?)厉害!那些折腾的在她的课堂上都比较安静。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教历史时,说远古人在下雨时是蹲下把双臂举起护着头,所以人类现在的上臂的汗毛的方向向上(真的吗?)。第二个是教历史时提到“绿林”,把绿读成lǜ,李天林当时说应该念lù。史老师说我认为就应该是lǜ。但是第二天上课,上来就说,我回去查字典了,应该念lù。我立即对史老师和李天林刮目相看。可惜史老师很早就过世了!
杨东:
史老师对我的激励很大,那时候下午上历史课,大家都很困,不专心听。史老师吓唬大家,说下课时抽一个同学复述课堂讲的。结果两次,也就这么两次叫同学站起来复述,都叫的是我,我都复述得不错。被表扬。其实,真是老师的厚爱呀!
张德美老师:数学老师。我们背后叫她“长的美”。说她是大美人应该不会有异议吧。归国华侨(印尼?)。属于那种冷美人型的(美人是不是都比较冷?),很少见她笑。后来时间长了,见到她的笑容,实际上很甜美灿烂。
林葆庆老师:化学老师。基本上属于心直口快的那种,教起书来,认真,执着。有一次嗓子坏了,说不出话,还是哑着嗓子来上课。有件事至今记得:一次下午下课后,拿给我一道她认为很难的化学题,让我看看。其实我对化学的兴趣不是很大,看看觉的是挺难的,就回家了。回家又拿出来看看,觉的找到思路了,很快就解出来了。就又回到学校让她看。她看了特别高兴(像小孩似的),我也挺得意的。

英语老师:
最开始是梁麟安老师,也是印尼归国华侨。好像有个凤头牌自行车。老实的一塌糊涂。常被咱们班的几个淘气的孩子气的说不出话来。后来有个带眼镜,岁数挺大的,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杨东:那位接梁老师的英语老师姓李,大约六十岁了,带个黑框眼镜。是外交部退休的。就他那时候我的英语成绩最好。后来苏老师让我和没兴趣。但李天林对苏老师最好。)。第一堂课,上来就一通英文镇镇咱们。英文美音特别重。但这个老师似乎对教书没什么热情,为人比较冷淡。好像很喜欢张慧英。然后就是苏鹏老师。那时感觉教英语的老师都好像和其他的老师不同。比如这个苏鹏,下雨的时候,他在鞋的外边再套个雨鞋。原来我想是不是外国人就是这样啊?现在一看,哪有啊!那时学英文每天早上念时态句子,像 I work. I am working. I will work. 等等等等。想来老师觉得这帮孩子也不学,对付吧!苏老师在台上讲课,一帮同学围着炉子烤火。他的态度是,只有你不影响我讲课,爱干嘛干嘛。
说到英语,不知大家还记的不:有一给咱们冬天生火的老头,一天居然说出 Where there's will, there's way (有志者事竟成)的英文,震倒一大片。后来听说老头是个右派(?)
杨东:
生活的那位老先生我记得,是个早晨我们看着他为我们生炉子,他说出那句英语着实让我一怔。我曾那个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老人,对我很有激励。

数学老师:
张德美老师教的比较长。但是也有几个其他的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史老师的丈夫(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曾经代过课,感觉是妙语连珠。那时他好像给借调到区教育局了。徐老师也给我们班代过课。甚至任俊杰都给我们班代过课。还有一个张(?)老师,老头,整天笑嘻嘻的,有的同学和他没大没小的。他常常出些难题,然后笑嘻嘻地看着大家做,如果做不出来,他就更得意了!这老头!
通常说,数学老师的脑袋都特别好使,反应也快。
杨东:
张德美老师对我的数学兴趣打击最大。初一的时候我的头脑对数学没有逻辑感,翻不过去那道坎,正焦灼的时候,张德美老师代几节数学课,替谁不记得了。我有想不明白的问题,就问张老师,结果张白了我一顿,说“上课为什么不好好听?混什么混!”这句原话至今难忘。当时自觉奇耻大辱。其实老师并不是对我有成见,只是看班上乱哄哄的生气罢了。可是这一句伤害的不轻啊!很多东西在学生时代如果越过一个心理障碍或思维障碍,可能上一个大的台阶。我那时候一次是这位张老师,一次是苏老师,给了我心里很大的阴影,若非,我也许是另一个人生际遇呀!哈!有点牢骚,不过真是我一直没说出来的一个“梗”。初三学三视图,是一位慈祥的长得圆圆的老太太教我们,也是退休工程师来代课的。不知哪根筋,我在数学课上边的特别积极,经常主动提老师上讲台做三视图的板书。 
殷小尉:
张德美老师严重打击过我两次。一次是我上课不听讲,尺规作图直线和弧线连接让我在黑板上作。我不会。另一次是我违反什么纪律了,说完不是挺积极要求如愿吗?怎么这样?庆幸的是没有因此丧失对数学的兴趣

物理老师:
欧阳老师:极有热情的一位老师。特别希望学生能学好。第一堂课就说,物理是什么,就是事物的道理。我听了后还真是挺激动的,想着将来能明白很多事物的道理。长大了才明白,不能搞明白道理的事越学越多啊!他讲速度和重力时,拿着粉笔在讲台上扔来扔去的。讲半导体、无线电时就要求大家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真培养出一拨电子高手。插队时陈春茂在村里粮食加工厂干,和他有一手修理收音机的本事不无关系。欧阳老师也故去很多年了。
李盈盈:
还有你们提欧阳老师,我想起来我参加一个物理小组,组装半导体,我装过一个管和四个管的
卞中天老师:这人不一般。传说中文革时斗他,说你想要变中国的天啊!他大呼,我名字是解放前起的,是要变旧中国的天啊!这家伙居然就在分司厅中学的简陋条件下,拉出了单晶硅(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全校还开庆功大会,把那个单晶硅用红绸子包起来,放在玻璃罩子里,大家排着对上去看。别说,挺好看的。给我们上课时最大的特点是不擦黑板,把所有的边边角角都写上。实在没办法了,就叫一个学生上来擦黑板。他通常会叫那些“好”同学上来,让你觉得给他擦黑板是你的荣幸。所有的计算都不做,用一个三角啊,圆圈啊,方块啊代替。潇洒的不得了。

李俊谷老师:教农业基础。现在看来和自然、生物课有一点沾边。我们的那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的知识就是在这个课里学的。现在种花种草什么的好像还有点用处。突然想起,她好像做过我们的年级组长。
敬德纯老师:音乐老师。传说她原来姓苟,叫起来实在难听,加了个反文就成敬了。厉害!有个女儿,在我们高中时,曾在北分校的后院里秀过钢琴。

体育老师:我们男生通常最崇拜的就是体育老师。
张宝赞老师:号称小拳王。还真没看过他出拳。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倒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体育技艺,但威严在,谁也不敢乍刺儿。学农拉练的时候,他管后勤,觉得是个辛苦活儿,而且也真需要他这样镇的住的。
赵文虎(?)老师和巩国仁老师:篮球场上的金童玉女啊!我们那时喜欢打篮球,对他们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那巩老师和男的打,一点都不逊色。
陆沛(?)老师:像个老农似的体育老师。没看出有什么绝活。
小方老师:来的比较晚,大个,冰滑的很不错。
杨东:
那几位体育老师真是历历在目。赵文虎是专业队下来的,是北京青年队还是什么红旗队,巩老师也是专业的,上海人。我那是跟着打篮球,其实条件最不好,戴眼镜,上场摘下来什么都看不清楚,手掌又小。就是不愿半途而废,坐板凳也坚持。老师当然就不好意思伤我自尊了。其实蛮感谢他们的。

想起这些老师和当年的往事,真的就像眼前似的。
大家不妨都贴一点自己和老师当年的小故事,那样老师们的形象就更加丰满了。

舒健提供很多信息。非常感谢!


Monday, August 10, 2015

记忆碎片 5 - 中学(1) 我们的分司厅中学

我们在分司厅中学读的初高中,从分司厅中学毕业。
可是分司厅中学已经不存在了。不出意外的话,她也会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不信,你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查“分司厅中学”,得到的结果的一定是“分司厅小学”远远多于“分司厅中学”。
有点伤感!

在互联网上查了一点分司厅中学的历史:
北京市分司厅中学(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14号),创建于1956年。
1972年创办高中。
1980年9月,北京市分司厅中学与北京市冶金局合办钳工专业职业高中班。
1984年市教育局批准为职业中专学校。
1986年北京市分司厅中学更名为北京市有色金属工业职业学校。
1995年经东城区教育局调整为独立设置的职业学校。
1997年经市教委批准北京市有色金属工业职业学校更名为北京市商贸外语职业学校。
1999年东城区政府将原"北京市商贸外语职业学校"、"东城商业学校"与"北京市财经学校"合并,校名仍定为"北京市财经学校"。同时被教育部审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职高)。
2010年2月原北京市财经学校和东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两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联合组成“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原分司厅中学旧址为该校安定门校区。
直到现在。

这些和分司厅中学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于我们可能有点儿关系的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就是在那个地址上度过的。有点别扭,不是吗?
其实我们大概也并不那么关心分司厅中学,除了我们在那里学习的那段时间。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段,有点值得记忆的一段。

我相信,现在地址上我们那个时代的痕迹已经不多了(甚至没有了!!),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怀着一点点希望,希望还能找到一点遗留下的无论什么。
不知哪位同学比较方便,有时间到那个校园看看。如果真还留下点儿什么的话,请拍几张高质量的照片发上来。也许将来的哪次同学聚会就以那里为起始点?

我最近在回忆,而且发现遗忘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 - 我老了,或者说我的心境有些老了。我并不想用力地压制它,比如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看/走,继续努力忘记那些忘也忘不掉的。
最近龙应台在香港书展有个演讲,题目是《我有记忆,所以我在》,且不论她演讲的内容,这题目就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换个思考的方向,我失去了记忆,我就不在了吗?我们当然还在,但我们是不是就不完整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可我们的那些记忆有存在的意义吗?真是个好问题。如果特别严肃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意义。这有点儿像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些记忆大约对于 我自己,或者我周围的很少一些人有一点儿意义或者说有一点儿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起或谈起时,或笑或哭或沉思。这大概就可以说成意义了。


最近读了一本书《Still Alice》(中文书名是《依然爱丽丝》。有一部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翻译成《我想念我自己》,这是书中Alice说的一句话:I miss myself)。这是一本描述一个患有“早发性老年失智(Early Onset Alzheimer)”的中年妇女的故事,书中对患者的心理描述相当生动,也算是比较励志的书。Alice 问自己,“我的过去正在消失,我的将来不确定,那么我该为什么而活?(My yesterdays are disappearing, and my tomorrows are uncertain, so what do I live for?)”

认知障碍症

Tuesday, August 4, 2015

记忆碎片 4 - 小学(4) 同学

这部分基本上是无法写的。原因是同学们大多还在,很多还在朋友圈中。记忆中的不都是那么美好的,写多写少写坏写好都很难讨好。
但还是想写一点觉得该写的,不然呢?

文革开始后,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停课了。我们这拨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游荡在街上,直到1967年3月7日发布“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和1967年10月14日“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段时间我干什么去了我差不多已经完全记不清了,唯一清楚记得的是,在这段时间中我学会了抽烟 -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

复课后的学校生活我也基本上记不清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四个:赵文,马坚,苏鸣和我在班里男生中被“孤立”了。孤立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惩罚,让人不安。于是我们四个就成了一个小集团。每天下课后就聚在一起玩。小孩子能有什么玩的,多是你家我家的转转,城墙,公园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去的最多的是景山和北海。为什么不去地坛或青年湖这样的公园呢?去过,但太乱。被城外的孩子“劫”过好几次,有一次还把钥匙链给抢走了,后来就越来越少往城外跑了。一个公园再好玩,天天去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在北海划船,当时应该是3毛钱一个小时吧,但得交2块还是3块的押金。我们这四个人中,马坚是“款”,虽然赵文是头儿。我印象中马坚应该是出钱最多的。想来应该是他的家境还不错吧 - 那时他家里就有电视。有一次风大,连工作人员都说不要划,但我们还是央求着划出去了。结果没划出多远,就险象环生,吓得就往岸边靠,为了不浪费那3毛钱,就在岸边风浪小的地方耗着。有一次在琼岛上不知是谁甩谁,反正是有人藏,有人找。在“琼岛春阴”上面一点的一个只有两个口的小院里,马坚被劫,把他的书包抢走了。大家极为沮丧,主要是觉得马坚无法向家长解释。后来有人(我印象中是赵文)说分小厕所后面那个小院里有一段废弃的生铁管。于是我们下午放学后,等学校人少了,就到那里去砸那个生铁管,把它砸成小块装在书包里带出学校。然后到卖废品的地方去卖废铁。别说,还真弄了点钱。不仅给马坚买了新书包,还剩了不少,让我们又划了不少次船。这事我记的特别清楚。

游泳是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什刹海。我不太记得什么时间和怎么学会游泳的了。记得一、二年级时就总到什刹海游泳池,虽然不会游,但猛子却扎的不错。就这么瞎扑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蛙泳了,却又不会扎猛子了。真奇怪。后来又花了一段时间练回来。高年级时主要就是野游了。一帮同学,到前海的北岸,衣服脱了就朝小岛游,然后在小岛上玩一会儿。衣服谁看啊?想必是有不会的帮着看?谁不会游泳啊?!当然有时也花2分钱,有更衣室,淋浴和存衣服服务。游完了,慵懒地慢慢往回家走。常常在后门桥旁边的那个饭店灌一通凉水。手头要有点儿零钱的,也许买根冰棍什么的。

前几年回家在前海后海转了一圈。挺失望的。地方都在,味道却全然不同了。

还有一件算是比较大的事:十一组字。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十一天安门广场游行组字。好像还得挑那些“信的过”的同学。糊里糊涂的我就被挑上了。每个人在广场上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根据要组成的图案,在信号旗升起的时候,举起不同颜色的花。练什么呢?先是练纪律,什么队列啊,行进啊,然后是坐啊站啊的。最后才给每个人发手册。我们学校远到快纪念碑了,基本上就是打底的,所以变化很少。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练了挺长时间的,还彩排过好几次。我记得一次彩排,大太阳天,一个女生咕咚一声就倒下了,一点先兆都没有 - 中暑了。给我们吓一大跳。
十一那天,记得天气还挺好的。我们偏东,所以厕所就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面。早早就到了,坐在地上等。现在想起来也挺没劲的。我也没有什么激动的感觉。
十点大会开始,那年西哈努克还在城楼呢。然后看着信号旗,举花,放花的。最后涌向天安门,根本顾不上看城楼,基本上是手推着前面的人,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以免鞋被踩掉。往回走的时候,还是看到很多鞋。

Monday, July 27, 2015

记忆碎片 3 - 小学(3) 拉练

在小学的记忆中,最后的拉练可能也是记忆深刻的事。在四十多年后,大概也只能隐约记住那刺激比较强的事件了。

拉练也是所谓备战口号下的一个行动。领导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历史学家也讳莫如深或者无从说起。我们一帮小学六年级学生,需要拉出去遛遛?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了这些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一九七○(69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 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的不在内)。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两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调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 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为此,林彪也于当天做了批示:

主席批示极为重要,我完全同意。现将主席批件送周、康及政治局同志一阅,并请商讨具体贯彻办法。军队的贯彻问题我已同永胜同志初步谈过,军委办事处正在研究。

林彪
十一月二十四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70年的年底到71年的年初去拉练的。朝东走,最远到了河北的三河。我那时对地名位置什么的没什么概念,所以基本上记不住去过哪些地方了。只好捡我记得一些碎片了。
根据各位同学的补充,特别是胡瑄玑的回忆:“我们拉练是1971年元旦后第一站朝阳通县之间的双桥公社。第二天我就去了后勤。最远到过三河县的唐回店乡、还翻了一座大山用了一天的时间、那时我在山下北边的村里等你们,记得中午看见了山顶的"小红旗"下午天都快黑了才到达。后来到了平谷县、走顺义往回走住过夭竺公社的大薛仁庄、走现在的望京最后一站住在东坝村。走东直门回到学校。” 我以东直门为起终点,在Google地图上用这几个点勾勒一下路径。很有意思。很有几个地方是有印象的,像李桥,北务,大孙各庄等。这次拉练只是六年级的,几个学校一起走。
























出去拉练,再怎么说也得做点准备。
优先考虑的是背包带,赶紧到百货商场抢购。然后是水壶,跟军用的比,难看的不得了。咱弄不到军队的,总想着弄个有点像的。那年头,沾军队的就让人羡慕的不得了:军帽、军装、军用皮带、军用胶鞋、军用水壶、军用雨衣,等等等等。我那时真的是羡慕死了!
最需要学的技术是打背包,三横两竖。不难啊,可有的人就是学了很久。
这是在小学唯一的一次拉练,也是唯一的就是出去转了一圈就回来的一次(中学的拉练都是夏天支农的,就是走到一个地方,扎下,干上若干天农活,再走回来)。我脑子中拉练就是背着背包走,基本上就是吃饱了撑的。可当时还真到不了顿顿都吃饱到得溜达溜达的地步,只能说,谁谁的脑子灌了不知什么液体了。

有几件还记忆深刻的事。
李常金得了砍头疮。以前没见过,在后脖子上,就是一大疖子。大到有小孩儿拳头大小。那时李常金走路时得低着头,以免衣服领子蹭到疖子。直到某天,疖子熟了,张锐帮着用手纸擦那流出的脓血。很多啊!一地的沾满脓血的手纸。现在想来其实是挺危险的。

出门在外,吃住相当重要。像胡瑄玑说的,有打前站的,其主要目的一是要给大部队找到合适的住房,二是准备饭。这其实是复杂而且困难的。我想好在这在当时是件大事,各级政府也不得不大力支持。我们到了宿营地之后,有班长什么的去领那些号好的房子(通常就是打前站的用粉笔在门上写上什么)。住进之后,先得搞好“军民关系”,得做到“缸满院净”。走了半天,还得抢着扫院子,挑水什么的。想想也挺不容易。有一次住在一个回民村,真干净,根本用不着我们打扫。印象深刻!
我们基本上不用做饭,常常是端的大盆去打饭。好像有一次,把面发下来自己做,做饺子?记不清了。做过饭之后,炕头就没法睡了,热的厉害。
唯一不好的记忆是,拉练回来招上虱子了。回来后衣服得又烫又晒的,很麻烦。

女生这边据同学回忆的趣事有:阮青老师和同学们住在一新婚夫妇的新房里,结果把新炕给睡塌了; 一次女生住的房子里有个棺材(寿材),结果要求老师换房。

拉练拉练,就是走路。所以故事该多是在走路。可我怎么记不得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故事了。
走路的过程多是唱歌,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什么的,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还有不少顺口溜,比如“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路边上时不时有个宣传队什么的,唱个歌,说个快板什么的。
那时年龄小,累是累,但睡一觉就好了。感觉上还是挺快乐的。

紧急集合。通常都是在夜间,要求大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起床,打好背包,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黑不溜秋的再走上一圈儿。好像通常都知道当晚要紧急集合,所以有的同学就不睡,把背包事先打好,靠在背包上等着紧急集合。我好像没这么干,因为我背包打的很快。

拉练是第一次过集体生活,说起来对生活的自理以及和他人的相处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Monday, July 20, 2015

记忆碎片 2 - 小学(2) 防空洞和安定门

上次写了小学老师们。这是最容易的部分。无论小学中学,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 - 孩子多半还是跟着老师转的。

后面的记忆就更碎了。

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后两条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前一条,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记忆,不说百分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挖过防空洞吧。
这件事本身是荒唐的,但其中的过程多半是欢快的。
分小的防空洞是在北操场,好像是从东北角那个有软梯、爬绳、秋千的架子那里开始。冬天地冻了,就用凿石头的铁钎和大锤把冻土层打开。男老师,特别是体育老师们大显身手。像张晓旭、刘亚红这样比较壮实的男同学也可以抡两下锤子。工地上基本上是欢声笑语的。
我那时最大的烦恼是家里没有铁锹。每次劳动就得到院里其他人家里去借。
对我们(以当时的年龄)来说,挖防空洞还是有点困难的,特别是壕沟挖深了以后。我印象是我们采取了接力的方式:上面的开出一小块平台,下面的人把土扔掉这平台上,上面的再往远了扔。我们有的是人啊!
壕沟挖好后就是砌墙和砌拱顶,这都是技术活,小娃娃肯定是干不了的。可砌墙需要砖啊!哪找砖去啊?发动群众吧!我是没地儿找砖去,又不敢去偷!是不是当年大炼钢铁也是这样?
于是想到了烧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分小和小经厂小学刚刚合并不久。在小经厂小学一进大门处建了一座砖窑。
烧砖需要柴(煤?)、砖坯:
再发动,我们家也没有柴禾,除非把家具劈了。到处寻摸吧。居然就有寻摸到棺材上的。我就曾经在地坛附近(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应该是地坛以南,护城河以北)看一拨人(实在记不起是什么人了)去挖坟,说起来不是刨人祖坟,而是要那棺材的木头。我就是一纯粹看热闹的小孩儿。没敢往棺材里头看,只是觉得用镐头撬开棺木的一瞬,特别的臭。那些人争抢的是棺木。现在想起,是不是里头有陪葬品?
砖坯需要黄土,于是大家把目光对准了城墙。于是北京的城墙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大部分消失了。 我作为北京安定门附近城墙拆除的参加者之一,至今仍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安定门城墙和城楼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鲜明生动。
文化大革命停课期间是我在安定门城墙附近徜徉了最多的时间。我去的最多是城楼,那时瓮城应该不存在了。印象中公共汽车是从城门中进出的。 我们上城墙多半是城里靠城楼西边一点儿,有一段城墙有些坍塌。还有一处就是箭楼东的马路边上。但其实那时我们已经可以从很多地方上城墙了。在城楼里转来转去,上上下下是最开始的活动,我们曾爬到最高层(那时已没有楼梯什么的,就是找地方往上爬),箭楼也是。当时箭楼北面挨着城楼还有人家居住,我们有时就从箭窗往人家院里扔小石子儿,招一顿臭骂然后慌不迭的逃跑。那样比较刺激吧!
后来有一段迷上放风筝,就天天跑城墙上去放,一是风大,一是没电线。当然,那时我们的风筝只是“屁帘”而已。
有一段时间号称探险,在雍和宫附近的城墙上发现一洞。深。再来带上手电,走了相当一段,不知是不是到头,有一裂缝,可见阳光。
再有就是护城河边上捞小鱼。河南河北的骂架,扔石头。
孩子的生活该是这样?

回到烧砖,缺黄土就到城墙挖。家里有个小车什么的,就用小车往回拉,没有的用书包一包一包的往学校运。
有了黄土,就开始做砖坯。先把黄土用水泡,之后就摔打(这是不是像和面一样,揉的劲道了?)。在坯盒里撒上沙子,黄泥高举过头将泥巴狠狠地砸进坯盒,然后用铁丝做成的弓子刮掉多余的泥。将坯盒轻轻翻过来,将砖坯倒出,阴干。做砖坯这活是个累活,插队的经历也证实这点。我只是试着做过砖坯。据说学生摔出的砖坯质量不行。
砖坯出来了就得晾。地方不够,再加上天气,于是又发动大家,把砖坯拿回家,在炉子边上烤。有的同学烤的太厉害了,都烧红了。

在到城墙挖黄土的过程中,发现城墙有那么多的砖。于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开始了疯抢,特别是那大块的城砖。 那些大的城砖别说小孩,大人无论是扛着还是抱着也走不了多少步。那些家里有个小车什么的就神气了。我隐约记得抱着砖一点一点地往家蹭。老实讲,我对我是否做了这件事是怀疑的,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抱不动。我曾经在马路上看到有人用绳子拖着城砖走!
当时分小和太阳宫公社有着学农的关系,校方出面向他们借马车,结果是马车可以,牲口不行。特清楚的记得一次夜里,牛广聚“驾辕”,一帮小学生“拉套”,一片欢声笑语,后边的人往下压,结果把牛老师吊在半空。乐死了。

就在这欢乐声中,安定门城楼消失了。

1969年拆的安定门,应该是秋季。那年我们12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在网上查到一点安定门城楼的历史:
安定门的修筑工程和其他城门城楼、箭楼一样,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大体情况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后,相继废大都北城墙安贞、健德二门缩城 5里修筑新北平府新城垣,更名安定、德胜二门。到永乐七年(1409年)曾修北城垣和城楼。最后完成城墙包砖和安定门城楼、箭楼、瓮城及闸楼工程的是正统 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


Tuesday, July 7, 2015

记忆碎片 1 - 小学(1) 老师

最近加入了小学同学的微信群。
把相册中小学同学的照片扫了出来。发到群里。一片叫好。

看着那四十多年前同学的只言片语,感到了自己那时的记忆实际上早已经碎片化了 - 我可以想起一段一段的印象深刻的事件,但没有整体和连续的记忆。
记忆有时是蛮奇怪和有意思的。多数同学已经记不起照片中同学的名字了,我把名单附上,一片哗然。其实我只是在我还能记起的时候(很久以前了)把名字写下来而已,不然我能记起多少呢?但我的记忆依然不错,因为很多人,即便告诉名字,也没有印象了。

我们老了,而且迅速地以我们想不到的速度继续老去。我们的记忆也在迅速地失去。

我们的那些记忆有存在的意义吗?真是个好问题。如果特别严肃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意义。这有点儿像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些记忆大约对于我自己,或者我周围的很少一些人有一点儿意义或者说有一点儿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起或谈起时,或笑或哭或沉思。这大概就可以说成意义了。所以对这个世界,对其他人我们的那些记忆完全是无意义的。

我为什么现在想把一些记忆写下呢?
很多年前,我就和朋友(也包括我的家人)说,尽可能多照相,十年二十年后一定会发现这些照片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经验、朋友的反馈和这次发到群里老照片的反响,我觉得我是对的。如果可能的话,向你的父母、亲戚、朋友和同学寻找你早先的照片吧!放心吧,那带给你的惊喜一定超过你的想象!
以现在生活条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上已经走了一多半了。我有点儿相信我生命最后的十年非常可能很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没错,有点可怕。更可怕的是,我那时的记忆可能已经很不好了。只能记起那些非常“刺激”事件的片段了。我想那时我现在写的对于我来说就有“意义”了,不是吗?

好吧,就这样写些印象深刻的片段吧。

先说老师吧。
我之前记忆中,何淑环老师教到2、3年级,毕业前一直是程一正老师。
那天白元龙提起最早是高老师,隐约记得是有这么个老师,教我们一年级。瘦瘦的,严厉,很少有笑容。再就没其他印象了。有同学提醒我们背后叫她“高鸡脖子”。

何老师。年轻,不漂亮。没有什么好印象,也没有什么坏印象。好像是梳着两条长辫子。应该是语文老师。我们背后叫她“何大拿”。为什么这么叫她呢?
文革期间好像是和一位军宣队的人结婚了。这TMD算什么?

程一正。教我们挺长时间。也基本上是既没好感也没恶感的一位。我从小就不爱说话,老师大概也不大会注意我这样的。
那时我们被要求写日记,其实这挺好的(要是日记留下来,我们还需写什么回忆?),可讨厌的是日记要交给老师批改。让别人看的日记怎么写(可日记最终不是都被别人看了?!),瞎胡诌呗。看看老师喜欢什么就想办法说什么(那时“好”日记还会在全班读,我靠!!)。我印象中我得到最多评语的是:字太乱! (程老师的字好像不错啊!)可能我真是写不好字,也可能是让老师把我的自信完全打掉,我现在的字也不怎么样。倒是想着退休后练练大字,其实没什么难的,写多了,熟了,自然顺眼。记得有一次我抄了(其实还是改了点)一点小学还是中学的范文,让程老师大大地鼓励了一番,在全班读了。尽管挺高兴,但心里还是打鼓,怕被发现了。好在那时信息不通畅,老师大概也没那么敬业,没发现!
程老师也年轻,好像结婚不久。合照中马京梅手中的孩子就是他的。我们去过他家,也见过师母,只是完全无印象了。男老师,年轻,似乎比较容易和我们这些男生混,家里有个事儿什么的也可以帮上点儿忙,虽然我们只是小学生。
隐约记得程老师会武术,这往往对男孩子比较有威慑作用。我自己可能唯一有点崇拜他的大概就是这个了。小学老师能让学生崇拜大概也不容易。男老师大概也容易喜欢体育什么的吧,记得每年冬天都长跑。那时真不喜欢跑步,哪像现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程老师和分中的学生打架,就在北操场。分小分中的很多学生看,架打了挺长时间的,也没分出个胜负。当时的心情现在想来挺奇怪的,一是觉得居然中学生可以和自己的男老师打成平手,蛮兴奋的,另一是希望老师脆胜,可惜没有,心揪了很久。

再有就是体育老师。
老吴头、小吴头。老吴头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好像足球教的不错,因为在我们之后好像把分小的足球带到全国第六。小吴头就一个字:帅。我现在觉得他应该抹了不少的油吧。就我所知,小吴头兵乓球、篮球都打的好。因为庄则栋出自分小,所以那时分小就有12个标准球台,这在当年的小学可不多见。我们年级的常洪(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名字的话)最后好像打到北京青年队。
还有一个女体育老师,李凤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是这个音),号称是庄则栋的同学,健硕,我们背后叫她李大屁股。文革开始后改名李红。

然后是美术老师。孟毅,潇洒、俊朗。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实和他母亲有些牵连)。印象最深的是他打乒乓球时的“海底捞月”,然后甩一下大背头,潇洒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牛广聚老师,矮,敦实。文革后调中央美院了,好像是一幅画得了全国级的奖。

刘秀玉。历史反革命。疯子(被打的?真的假的?)。记忆的碎片定格在一次批斗会上,郑XX等使劲撅她,把她的胳膊撅折了。这该是忘却的,却始终抹不掉。

还有一位姓左的女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年纪已经不小。她有一次上课时可能是说秃噜嘴了,我记不清她说的是什么了,反正在当时属于“反动”的,当然立即被抓住,教室里乱成一锅粥。情急之下,她哭着给同学跪下了。我记不得最后的结果了。但那白发苍苍、泪流满面的老太太跪在一群屁也不懂的孩子面前的画面,真是在脑子中深深地刻下了,终生难忘。

当然也有很多温馨的记忆。
复课后,父母在干校,大哥、二哥和姐姐上山下乡,三哥在分中。我猜我们当时最令父母头疼的是吃饭问题,我们曾经在各色各样的食堂包过伙,记忆比较深的是,交道口百货商场旁边的那个饭馆,交道口南不到北兵马司的一个小饭馆,小经厂和分司厅交口的街道工厂食堂(这个好像最长)。
还有一段在分小老师食堂吃晚饭。为什么只是晚饭,我记不清了。分小的老师食堂主要是为单身老师的,偶尔也有一些回家晚的老师或吃饭或买点食物。当时的厨子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大家都喊她大师傅,我也就随着大家这么喊。我那时常常挺早就到厨房,帮着她干这干那的。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虽然不记得我们聊什么,但一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想来这可能和当时比较缺乏母亲的关爱有点关系。
来吃饭的老师总是多多少少和我聊一会儿。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在这里吃饭。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开始说谁谁谁是你的什么什么(我们家兄弟姐妹名字前两个字是一样的),之后就是评论说我大哥怎样的淘,我二哥怎样的拧,我姐姐怎样的学习好等等等等。看起来,老师们多半记住的是那些有特点的孩子,无论是讨厌还是可爱,也无论是聪明或是愚笨。另外我们其实并不容易从老师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评论,反倒是旁人可以听到这些评论。

我的周末 7/31 - 8/2/2026

星期五 早起跑步。5+ Miles。气温不是很高,但非常潮湿,跑起来有点挣扎。 收拾菜园。每年夏天,我们的黄瓜是吃不完要送人的,黄瓜自由了啊!今年豇豆,西红柿和豆角应该都不错,大概也会吃不了。 茭白盆里孑孓不少,放了条草金鱼,原来想放一两天就捞回来,结果看半天找不着了。死了也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