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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14, 2013

【转贴】美国人民为什么反对奥巴马医改 - 器之

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大概是最近对奥巴马医改最中肯的评论,虽然基本上是负面的。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从负面的评论了解的更客观。
对奥巴马医改,我们真的需要拭目以待。

首先请原谅我使用‘人民’一词。‘人民’是在中国媒体上用烂了的一个词汇,但在西方媒体上却十分罕见。盖因‘人民’一词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集合名词,是谁? 有多少人被涵盖?尤其是,任何个人如果没有‘人民’的授权,有什么权力代表一个群体发言。因此我在这里使用‘人民’一词,只是强调多数,有出乎意料的美国 人数,反对这个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医疗计划。

奥巴马医改,有了一个十分动听的名称:PPACA: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就像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文试图通过对奥巴马医改的背景,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及可能的前景,作出分析。

1. 奥巴马医改的背景
众 所周知,在欧洲,澳洲和加拿大,都已实现了全民医保(这里的‘医保’应该理解为‘医疗保障’)。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还保持着完全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制 度。在美国实现欧洲式的全民医保,一直是美国左翼的梦想。在克林顿当政之初,曾试图由希拉里操刀,实行全民医保改革,结果因阻力太大,小试牛刀即无功而 返。作为极左派代表的奥巴马,上台伊始,挟民主党占据两院一府的时机,强力推行奥巴马医保。从此开始了美国的深刻分裂和奥巴马执政挥之不去的厄运。

在 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据当时的统计,有84% 左右的美国人口拥有医保。在其余的六分之一的人口中,有一小半没有购买医保的意愿,如一些年轻人。大约有10% 左右的人口确是因为穷困,买不起医保。除对医保覆盖面的不满意外,当时对医保的另一项更大的抱怨,是医保费用的连年上涨。随着奥巴马要搞医保,社会上掀起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潮。记得当时,还在CNN 的Lou Dobbs 主持了一系列的报道,比较美国与工业化国家在医疗上的花费。结论是:美国平均每人在医疗上的年花费超过七千美元,而欧洲各国的花费在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 美国人花费在医疗上的费用是欧洲人的两倍,但没有数据支持美国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另外,还有关于医疗诉讼费用,和大量钱财浪费在paper work上的讨论,等等。

于是,奥巴马医改的初步方案在四月中旬出台了。奥氏医改的轴心是医疗保险的改革,以推进全民保险的目标。奥巴马 信心满满,要求国会在五月休假之前通过。当然遭到少数派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事实上也不可能,洋洋1100页的医改法案,两个星期读也读不完。在国会休假期 间,议员们照例回乡与选民们接触。关于奥巴马医改的一些内容已经在社会上披露,立即引起广泛的抗议浪潮。与反对奥巴马复兴经济的投资法案相呼应,茶党的抗 议运动风起云涌。共和党议员回到华盛顿后,挟民意与奥巴马医改抗争。但毕竟参众两院在2008 年的选举中都被民主党占据多数。医改法案还是沿着奥巴马的意愿向前推进。

当时的奥巴马医改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举措 – public option – 没有被写进今天的PPACA。按照这个‘公共选择’的概念,联邦政府将直接介入医疗保险市场。大概类似两房(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在房贷市场的作用,能够直接调控医保市场,以保持医保的低廉价格。但这就冒犯了自由市场的大忌 – 政府何以能降低医保价格?无非是用纳税人的钱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将再没有市场机制,而是靠政府的无度花销,为医保输送福利。当时,参议院与众议院各有自己 的医改版本。众院在来自加州的极左派的民主党议长 Nancy Pelosi 的领导下,提出的医改版本包括了‘公共选择’。而参院版本则没有这项内容。需要在两院协调 (compromise)后,通过一个统一的版本。当时的众议院,民主党占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连同其盟友,正好占60 席。于是,共和党参议员连 filibuster (冗长发言以延迟表决) 的机会也没有。看来,医保改革似乎就是奥巴马的囊中之物,A版还是B版,只凭奥巴马的喜好了。

人 算不如天算,就在这关键时刻,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肯尼迪去世!其实肯尼迪的离去,对奥巴马医改也不该是个大问题。肯尼迪所代表的麻省历来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补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本非难事。无奈,民主党大意失荆州。在2010年初,竟然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健美先生,共和党候选人 Scott Brown 胜选。于是民主党在参院的席位降至59 席。共和党有了在参院通过 filibuster 阻击医改法案的机会。

出于老牌政治家的敏感, 民主党议长Nancy Pelosi 可能感觉到了众院危机,从2010 年初力推奥巴马通过医保法案。这时,如果使用众院版本,送到参院后必然被阻杀。唯一的选择是在众院通过没有 public option 的参院版本。PPACA 在众院2010 年3月21日的表决中,仅以219 – 212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全部178 名共和党众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还有34 名民主党众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PPACA 不够‘左’,其中没有 public option,并且不资助堕胎。是奥巴马和Nancy Pelosi 事先对民主党议员做了大量说服工作,送项目许愿,例如承诺由政府出资资助堕胎等,才凑够了多数。如果当时不是强力通过了PPACA,到2010 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一举夺回了众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医改就永远失去机会了。

奥巴马虽然赢得了PPACA的立法,但没有看到美国人民欢欣鼓 舞的庆祝场面,反而是争论不断。支持和反对,深刻地分裂了整个国家,也给奥巴马政府带来了重大的执政挑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今的美国,正在为奥巴马医 改和国债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预算)陷入了极大的分裂和危机 – 对后一个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

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决定都遵循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但绝不是多年来我们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专政。多数人必须保护和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包括非常小心,不要踏过少数人利益诉 求的底线。在民主体制下,这种做法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没有永远的多数,今天的多数可能在明天变成少数。今天对他人的尊重,可能就是明天对于自己的尊 重。在一个议题不能为社会广泛接受时,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等待,而不是强行推进自以为是的真理。在这一点上,失败的克林顿医改表现了老政治家的圆熟。而这 一位只有街道办事处主任的管理经验,和两年参议员历炼的生瓜蛋子奥巴马,作出这样的事业,就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了。也正是奥巴马在PPACA立法的生硬做 法,使得在奥巴马任上,院府的两党合作彻底破裂,埋下奥巴马在后续执政中的一系列麻烦。

下面,笔者试图对于奥巴马医改的内在问题,和美国人民反对的理由,做出一些分析。

2. 理念之差:是劳动所得,还是政府赠予;是 right, 还是 privilege
美 国人获得医疗保险,多数是由所供职的公司,政府部门或其他的供职机构对雇员提供的保险。大多数在美华人所熟悉和享用的都是这类保险。这种保险是一种团体保 险 (group insurance),由雇主与保险公司安排,雇主 出资大多数,雇员出少数钱。这种保险对于雇员,可以说物美价廉。

另 一种常见的保险形式,是对于个体劳动者 (self-employee),小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直接对保险公司购买个人保险 (individual insurance)。这种保险一般比团体保险要差很多,而且依个人的健康水平,年龄,病史等诸多因素,保险公司可以在接受与否和价钱上施加限制。

再有就是对于65 岁以上老人的政府医保计划 (Medicare),他们在工作年限中缴纳医保税,到 65 岁后,得到回报。

无 论以上哪一种,医疗保险都是个人劳动所得的一部分。美国人的医保是靠个人劳动买来的。这与欧洲福利国家通过税收,再平均发配给国民,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 理念与美国人强调个人奋斗,不依赖国家的传统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美国,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福利国家的现实中,能够特立独行的原因。

在 实现奥巴马医保之前,美国医保体制的基本特点,一是劳动所得,二是完全的市场机制,没有政府参与。在这种制度下,美国的绝大部分人口是拥有医保的,可以解 决病患之忧(当然有各种瑕疵)。确实也有大约10% 的人口因为买不起,而没有医保。对于这部分人群,美国政府发挥辅助功能,主要是州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提供帮助,例如给予穷困儿童,残疾人和老人的 Medicaid。在笔者所在的德州,州政府有专门的保险计划,给予因病史被保险公司拒保者,州政府还有对于妇科癌症病人的特殊资助计划,等等。

奥 巴马医改是对这种美国式医保的颠覆,企图引入福利国家的医保制度。左翼民主党人,也从不讳言对欧洲加拿大式全民医保制度的向往。尽管奥巴马医保不像加拿大 那样直接向国民派发医疗福利,而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巨额补贴,资助低收入者去市场上买保险,因此被夸耀为‘平价’。(如果失去这种补贴,价格就会比过去昂贵 很多,下文将详细论及)。虽然保留了市场,但其本质与福利派发一样,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实现医保的平权化。

现在也有一些人批评,美国是 一个讲究人权的国家,为什么‘生命’这个最重要的人权,却在美国得不到在医疗上的保障。尤其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这种声音经常听到。其实,所谓‘人权’ (rights),在美国的政治语汇中有非常明确的定义,而不是在汉语翻译中望文生义的解释,所谓生存权,生命权。出自人权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人权定义,是指个人相对于政府的权利。宗教言论自由是人权,个人持枪是人权,医保不是人权。至少直到现在,美国人民还没有接受医疗保障属 于人权的概念。维护个人健康,看医生吃药,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由政府告诉你该怎么做,也不应该由政府为你提供保障。

另 外一个重要的理念之争,就是由医保改革引申到联邦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观念。民主党则反之。当前联邦政府的预算,大概占美国 GDP的24%。美国的医疗费用,已经占据美国GDP的16%。预计在十年之内,会上升到20%。如果如此庞大的医疗产业,再由联邦政府染指,美国联邦政 府将掌控美国近半的社会资源,政府将成长为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先贤建立的自由人民的国家理念,世世代代美国人的美国梦想都将彻底蜕变。对于大多数美国 人,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作为秉承美国传统精神的一翼,共和党人理所当然的一马当先跳出来,坚决反对。

3. 奥巴马医保导致医保费用大幅提高的现实与原因
如 果一种方案,能够既降低花费,又使全民得到更好的福利,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大馅饼。明白人都懂得,当政府派发任何福利的时候,首先该问的问题就是,要花多 少钱;第二个问题是,谁买单;当奥巴马天花乱坠的向天真的美国人民许愿,他的医保改革将在未来的十年节省1万亿美元,并且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更好的保险计 划时,确实赢得了不少掌声。但当计划开始实施时,火很快就从纸里烧出来了。

能够冲破重重阻碍,登上州或联邦健保网的人立即发现,新的保险 计划比过去的旧计划昂贵许多,至少30%,或许一倍以上。随着奥网的修复,奥巴马医保的真面目将逐渐展开,笔者相信,更多的问题会浮出水面。当前反映出来 的,导致奥巴马医保价格上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下面一一讨论:

其一,奥巴马医保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健保计划必须保证的最低标 准。按照奥巴马在10月30日讲话中的辩解:他是除去了‘坏苹果’,把更好的保障提供给美国人民。但是任何‘更好’都是要付钱的。例如,我没有精神问题, 以前不需要投保mental disease。 但是奥巴马为了给你防备万一,现在要你投保了。对于一个自信健康的人,如果只为防备万一生大病,过去可以投保低月费,高自费额的所谓大病保险。现在,奥巴 马为了你的利益,限制了自费额度,于是你就得付高得多的月费,无论你生病还是不生病都得付。而你每年看小病吃药的钱不过区区几百块钱而已,自费额是六千块 还是一万块,对于你都是一样。还有,如果你不常去看医生,只有几个陈年痼疾需要吃药,以前你可以选择高自费看医生,低自费买药的计划。现在,奥巴马医保告 诉你,这不是一个好苹果,把看医和买药的花费平均化了。

现在(2013年10-11月间),奥巴马医保网站还没有完全修复。对于首先接触 奥巴马医保计划的少数人,已经爆发的怨言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还没申请到新的健保计划,保险公司终止原有保险的信件已经寄到了,盖因旧计划不能符合新的 法律规定,予以取消,被奥巴马医保所代替。而与保险公司联系后,新计划的花费令人大吃一惊,由此抱怨丛生。

其二,是已有病史对保险计划的 影响,既 pre-existing condition。过去,如果一位投保人已有严重疾病,例如已被检查出癌症,或有心脏病,肝炎等疾病,保险公司可以拒保。或者对于患有某种疾病的投保 人,保险公司可以给予保险,但在保险计划中排除该种疾病。对于这种情况,病人会十分无奈,只能在医保体系外寻找帮助,例如寻求政府的特殊的资助计划。

奥巴马医保改变了这种条件,明文规定,不允许保险公司以 pre-existing condition 拒保。这种改变,被善良的人们看作是一种德政,但问题也由此而生。

为 什么保险公司会拒保 pre-existing condition? 因为‘保险’就其本身的概念,是在事前,对未来小概率事件的一种处理手法 - 每个人出少量的钱,当灾难发生时,大家资助受难者。当然,不知道这位受难者是你还是我,大家才会去投保。从概念上讲,如果一种疾病需要10万元医治费,而 发生概率是人群中的万分之一,那么每个人投保十元,就能在一万个人中,有效的帮助这位不幸的病人。这个万分之一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当已有某种疾病的人 加入了‘保险’计划,就不再是抽签游戏了。而是每个月,大家固定的为他(她)缴纳医疗费用。

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你能够遇见这样的‘好’ 保险公司吗?在你的车撞坏了以后,你打电话给这家‘好’保险公司,说我的车撞坏了,我要投保,你给我修车。当保险公司出钱把你的车修好了,你可以取消或改 变保险。这样的保险对于投保人是再好也没有了,但除了傻瓜,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的保险公司能够经营得下去。这个例子是对于 pre-existing condition 医保的最好说明。从本质上讲,取消了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保险,已经不是一个保险计划,而是一种社会福利,或者是一种社会赞助了。

采取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医保办法,也可以看作一种分级制度,健康状态好的投保人会得到价格优惠,而健康状态差的就要付较高的代价。当这种‘分级’制度被取消后,所有投保人被混 杂在一起,一定是健康条件差的得到好处,健康条件好的要付出更多的钱。而保险公司则一定会按照最坏的条件,设定保险费。试想,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拒绝一位每 周要洗肾,花费数千元的病人,必须与其他投保人一视同仁,那么大家的保费上涨,绝对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这种因为pre-existing condition 而被排斥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个人保险计划中。对于公司提供的团体医保,保险公司已经考虑了公司的整体健康状态,无需再对每个个人进行考察。但是由于奥巴马 医改带来的大环境的保费普遍上涨,团体医保的费用也会水长船高。

其三,所谓的‘平价’,来源于巨额的政府医疗补贴,如果你不够‘穷’,得 不到政府补贴,你付出的将是超高的保费。‘付得起’ (affordable)的医保,是奥巴马医改的头衔,也是奥巴马大肆宣扬,被无数天真的美国人所期待的巨大优势。这个‘付得起’的奥秘就在于投保者有多 穷,以及美国政府有多大的能力投入这种补贴。

笔者从医保代理那里看到过一份关于奥巴马医保的咨询方案。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可选计划的月费 都只有一百至三百元。这是用于一对老年夫妇的,假定2014年的收入为三万元。按照奥巴马医保,可以得到每月近1000元的政府补助。而全额的医保花费是 1100元至1300元之间。如果收入提高,补助则渐少,至四万元以上收入,补贴已经很少了(当然,人口多的家庭,会有较多的补贴)。按照2012年的统 计,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线(median income)是$51371。所以奥巴马医保补贴的主要受惠者,是无业人群和收入在最低工资线附近的低收入者。虽然奥巴马在演说中口口声声讲‘美国中产 阶级’,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奥巴马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大抵就是收入在底层20%至40% 的下层中产阶级。

这种医保体制 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购买个人医保的小生意人,自由职业者,家庭生意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他们是被推崇的创业者,自己做小老板的一群人。他们的人数在美国 占相当大的比例,也是美国社会中非常具有活力的一群。他们的收入多在雇员阶层的中上水平。他们买不到团体保险,也得不到政府在奥巴马医保上的补贴,将面对 比以前少得多的选择,和超高的保费。

4. 奥巴马医保对政府财政的巨大冲击
上一部分,提到关于政府对购买奥巴 马医保的补贴。这种补贴是通过税务减免 (New Premium Tax Credit)和降低购买者成本分担(Cost-Sharing Reduction)来实现的。前者,凡家庭收入在贫困线100% 至400%,都可以得到。一个四口之家,收入在$23550 至$94200之间,收入越低,补贴越高。符合后者条件的,可以得到部分价格减免。要求家庭收入低于250% 联邦贫困线。

在奥巴马医保中,另外一项大规模的政府补助是‘扩大的医疗补助’- Medicaid Expansion。

Medicaid 是自1965 年就开始的政府医疗补助项目,由联邦政府规范,主要是由州政府出资和管理。医疗补助的对象是19岁以下的贫困儿童,残疾人和65岁以上需要特殊照料的老 人。奥巴马医改提出的 ‘扩大’内容,大幅降低了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的门槛。扩大到所有19-65岁的成年人,只要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33%。 以当前的标准计算,个人收入低于$15282,四口之家收入低于$31322,都可以得到完全由政府出资的,被奥巴马医保扩大的 Medicaid。这个人群可能有多大呢?大家可以从以下的一个比较,得到大体的印象:在美国还有一项非常著名的救助穷人项目,就是所谓‘食品卷’ (food stamp)。符合条件的穷困家庭可以领到政府颁发的食品卷购买食品。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得到的食品卷价值平均在$500 左右。领取食品卷的资格,与奥巴马医保的 Medicaid 大抵相当,要求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30%。当前,美国有4800万人口在领取食品卷,占美国人口的15%。

在Medicaid 的医疗计划中,不收取受益人的任何费用,完全由政府负担,是政府赐予符合条件的穷困人群的免费午餐。在最高法院判决奥巴马医保的案子时,把对不买医保者的 罚款,定义为一种‘税收’,基本肯定了该医保方案。但对Medicaid Expansion 条款,作出了不利的判决,定义为州权力,各州有权决定是否参加该项项目。Medicaid被扩大以后的花费,是要由州政府出的,这笔钱到底有多大,谁心里 都没底。笔者理解,这项扩大 Medicaid 的条款,是奥巴马为其哥们儿争取福利的重大初衷。因此,奥巴马抛出诱饵,联邦政府为 Medicaid Expansion 出资两年,然后转回州政府。即使如此,仍有24个共和党主政的州,拒绝了这条条款,理由是无法预算其费用,在将来能否被州政府承担得起。

大 家都可以想象得到,这条Medicaid Expansion 虽然对人民无限美好,他的另一面剑刃就是,政府能承担得了吗?这可以说是奥巴马医保能否继续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坏消息已经陆续传出。在几个使用州医保网 站成功投保的人群中,少的州是60%,多的州达80%以上的投保人,投的是 Medicaid 保险计划。在10月28日,众院召开的卫生部长 Kathleen Sebelius 的听证会上,部长拒绝公布当前参保奥巴马医保的基本数据,说到十一月中旬才能提供。我们现在只能拭目以待。如果大量人群涌入 Medicaid,绝对是奥巴马医保的噩梦。

5. 奥巴马医保的三个关口
奥巴马医保会在三个关口经历考验,如果不能顺利通过,表现出新医保的成果和奥巴马对于美国人民的承诺,奥巴马将会由于他在医保改革上的赌博,输得一败涂地。这三道关口是,在2013年年底,2014年的三,四月份,和2014年的九,十月间。

第一关:奥巴马医保网站开通,民众能否看到满意的奥巴马医保计划。

就像我们听过推销员的一番忽悠之后,对于真实产品的认识,要在实际接触产品,试用该产品之后。在奥网开通之前,所有关于奥巴马医改的说辞 – 赞扬或是批评 - 都是空洞的理念宣传。只有在实际查阅和购买医保计划时,才能够得到是好是坏的真实判断。

当十月一日开通奥网,开始登记购买新医保时,还没有来得及让民众看到奥巴马医保的真面貌,就经历了第一个震撼时刻。联邦政府医保网站的低能和低效,使众多投保人还没有完成登记程序就当机了。而14个州自己建立的奥巴马健保网站,则多数运行良好。

其 中应该有奥巴马政府的管理协调问题,也有接受政府合同的IT公司的能力问题。在众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合同商把毛病推给政府,怪其目标不明确,协调不力。政 府怪合同商不给力,拖延了工期。总之,是一头雾水,对于诸多问题,答案没有得到,反而产生出了更多的疑问。媒体爆料,奥网的主要承包商CGI,是一家信誉 极其低劣的加拿大公司,曾经因不能如期完工,被加拿大的政府部门取消了4600万美元的合同。又有媒体爆料,说CGI的一位高管是奥巴马夫人的大学同班好 友。CGI在得到奥巴马网站工程的投标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政府承包的程序,云云。活脱脱一场活报剧,正在华府上演。

奥网的问题,只是医 保的一个外在问题。政府部门一定是低效,浪费,充满官僚主义,渎职甚至贪腐,这是举世皆知的真理。而在一个互联网大国,历经三年,花费5亿美元建立的政府 网站,竟然不能正常运转,实在是开了一个天字号的大玩笑。另外,奥网的低劣设计,还使业界对于个人资料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个人的财务状况,健康情况,家庭 成员,信用,犯罪等等一切个人资料都要在申请时录入,并在政府医保部门,税务部门,警局,保险公司和信用公司之间做大规模传递,以确认投保者的资格和政府 补助,如何能够保证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这些似乎在最初的设计时,都没有在奥巴马政府的考虑之中。

奥网的问题,使奥巴马医保出师不利,为其以后的成功,蒙上一层阴云。

而 奥巴马医保的内在部分 – 它所列出的保险计划,能否真如奥巴马许诺的那样,为美国人民提供‘负担得起’的,令投保人满意的医保,则要在奥网逐渐修复后,越来越多的投保人登上网站 后,才能得到结论。如果奥网能如愿在11月份修复成功,人们能够登上网站或通过保险公司看到保险计划,开始认购保险了。那么,到 2013年底,赞许还是抱怨,将汇合成一个声音,为奥巴马医保的实质内容做出评价。

第二关:2014年奥巴马医保录入结束,奥巴马医保是否提供了更大的医保覆盖

奥巴马医保的初衷,不是为美国大多数人的,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口都已经拥有自己的医保,而是如左派人士口口声声所宣称的,是为那5000万没有健保的美国人。于是,奥巴马健保果真能使这些人口,或是他们中的多数获得医保吗?

按 照奥网的设计,联邦政府卫生部将与各州的奥巴马健保部门保持紧密的电脑网络联系,随时获得关于健保申请的有关信息。在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3月 的申请过程中,联邦政府其实可以随时得到有关奥巴马健保的进展。到三月底,2014年健保申请结束,关于奥巴马健保的最后数字应该出来了,包括其中的细 项,多少年轻人加入了健保,多少人加入了一般的医保计划,多少人被吸纳入 Medicaid 等等。还有多少美国人口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这些枯燥的数字,将是衡量奥巴马医改成效的最关键因素。


第三关:2014年财政年度结束,中期选举开始

到八九月间,美国的2014财年即将结束,2015财年从10月份开始。那根紧连着美国神经的债务和财政预算的弦又将绷紧。以下吓人的数字会再次刺痛美国人的眼睛。

- 国债会上涨到至少17.5万亿美元;其中的7万亿是奥巴马当政6年添加进去的。
- 奥巴马政府的预算赤字在连续4年超过1万亿之后,在众院的强大压力下,通过财政悬崖的非常措施,才使2013年的赤字降到6800亿元。(对比被指责打仗花钱的小布什政府,最高年份的财政赤字也不过5000亿元)

那么,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多少?其中有多少奥巴马医保的贡献?是如奥巴马许诺的那样,十年节省了一万亿?还是为医保,每年要搭进去了几千亿?到这个时刻,美国人民才会猛醒,所谓‘付得起’的医保,不光是要百姓付得起,还得政府‘付得起’啊。

到那个时候,奥巴马医保花费在补贴上的数字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赤字,因医保开支再度回升上1万亿,即使有10% 的人口因得到医保而欢欣鼓舞,那剩余的90% ,也要说No了。

随后就是十一月初的中期选举,竞选会提前开始。到那个时候,是民主党候选人沾光,兴高采烈地捧着奥巴马医改的宝贝赞扬不休;还是共和党候选人兴奋,把奥巴马医改当沙袋,一阵猛锤,就看奥巴马医保过三关的表现了。

6. 结束语
奥 巴马医改从方案面世,风风雨雨已经历经4年。但客观地说,对其真实面目和效果的的检验,从2013年10月1日才刚刚开始。从一开始的毁誉参半,到近日的 疑点重重,奥巴马医保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难。笔者是属于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的反对者,以为奥巴马的改革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成功的几率很低:

1) 医改的大方向有偏差。在奥巴马提出要解决美国的医疗问题时,的确引起了美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确实,美国的医疗体制问题重重,是到了该做大手术的时候了。对 于大多数人,最关心,最反感的问题是医疗花费连年大幅上涨的问题。而奥巴马为他的出身,经历和意识形态束缚,提出的却是为少数人口解决医保覆盖的改革方 向。当然,16% 人口的医保也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没有采取对原有体制进行修补的方式,而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大刀阔斧把现存体制推倒重来,动了大多数人的奶酪。

2) 奥巴马的个人素质。做为一个政坛新秀,一个在管理经验和政治能力方面都是一张白纸,以火箭速度直达白宫的总统,面对医改这样一个重大难题,本该谦虚谨慎, 注重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循序渐进,但这不是奥巴马的性格。他上台后只用了三个月就推出了他的医改版本。并且在以后的推进过程中,只会一意孤行的采取强 势。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政府执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纰漏,如班加西恐怖袭击,IRS用行政手段对异议组织的排斥,对国外领导人的窃听事件,奥巴马医保网 等,都一律以‘不知情’回答。不知是托词掩饰,还是真的傻。使得对于奥巴马的管理方式和能力,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纵观其5年的表现,无论是政治角力,还 是政府管理,奥巴马都没有表现出具有美国式政治家和经理人的那种领袖素质,而更像他在青年时代,担当Choom 帮首领的 风格(Choom是奥巴马在其高中和大学时代,在学校里组织的一个另类学生的帮派团体)。像医改这样巨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在这样一位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 领导人手里,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意外。

奥巴马还是有功劳的,他毕竟启动了别人碰都不敢碰的医改问题。美国的医疗和医保制度的改革,会在奥巴马以后的领导人手中获得成功,他可能是一位民主党总统,也可能是一位共和党总统,他的名字不叫巴拉克奥巴马。

Friday, August 26, 2011

王维洛:三峡排浑蓄清措施失败,水库淤积计算出错

为黄万里教授辩

2011年8月20日是黄万里教授诞辰100周年的日子,2011年8月27日是他去世10周年。

为纪念黄万里教授诞辰100周年我撰写了此文。

国内流传一个说法,黄万里在长江三峡工程的观点是错的,因为三峡工程的淤积情况好于预期。黄万里教授已经去世,对此无法予以反驳。本文是为已故者辩。

“排 浑蓄清”,人们以为三峡工程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但是没有认识到为此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当三峡水库重新回到冲淤平衡时,也就是黄万里所 预测的“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淤积堵塞重庆港,并在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最终被迫炸坝的状态。三峡工程在计算水库淤积量上出现明显的方法错误,只计算来 自上游的入库砾卵石与泥沙,而忘记计算三峡库区的入库砾卵石与泥沙。用错误数据来判断黄万里在长江三峡工程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最近几年, 从上游进入三峡水库的砾卵石与泥沙量减少,是因为中国政府大量建造水库大坝拦截砾石泥沙的结果。为了让黄万里预测的结果不出现,将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向后 推移,最终贻害子孙后代。这又怎么能证明黄万里在长江三峡工程的观点是错的?

一、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不知道黄万里教授的论文和论点

黄 万里教授生前指出,三峡修坝将使砾卵石堵塞重庆港,并在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最终被迫炸坝。对于黄万里教授的上书,无论是三峡工程的决策者还是 技术支持者都没有给予回复。黄万里教授将他的论文《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和续集发表在1993年第3期和1995年第1期的《水力发电学报》 上(1)。负责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技术总负责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小组组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回答记者卢跃刚问时却说不知道黄万里教授的论文。潘 家铮说:“我不知道“三峡淤积的危害不是泥沙而是砾卵石”、“10年就堵塞重庆港”、“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这些结论有什么观测资料、计算或试验成果 为依据,在哪一篇负责的论文中发表过?如果有,希望能拿出来共同研讨。如果没有,只是个别的猜想、顾虑、见解……我们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2)

中 共中央总书记不给上书的黄万里教授一个回复,是对一个公民权利的蔑视,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不知道黄万里教 授的论文和论点则是失职。潘家铮多次向媒体表示要感谢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但是他连黄万里教授反对三峡工程的论文和论点也不知道,这个口头感谢又有什么意 义?

二、黄万里在长江三峡工程的观点是错的?

2008 年1月2日潘家铮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齐介仑的采访时说:“先说黄万里。当年国家要修三门峡,他认为不合适,有不同意见。结果对他的意见不但没有采纳, 而且对他进行了迫害,政治上的迫害,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周恩来总理讲过:“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们错了。所以,对于黄万里先生,第一,我们非常敬佩他; 第二,对他的这个命运,很同情,这么正直的知识分子,提了意见,反而受迫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先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黄万里先生反对 修建三峡工程,主要是怕三峡工程走三门峡的老路,建起来以后很快就淤积了,影响到上游的重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现在黄先生已经作古了,我不在这里多说什 么,但是我就想说一句:他的许多看法,许多数据,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光是看到三峡跟三门峡有相似的这一面,没有仔细了解我们是怎么设计的,没有特别研究 三峡跟三门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他不清楚。譬如他说三峡水库的泥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水库,水是冲不动的,所以三峡水库很快就会淤积。他的论 据、判断,都跟事实完全不相符。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因为人已经作古了。”(3)

和潘家铮持同一论点还有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 副组长、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工程院院士陆佑楣。2007年8月陆佑楣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答网友问时 说:黄万里教授是我们非常尊重的水利界的老前辈,他的主要功绩应该说是对三门峡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质疑,三门峡水库是我们一个失败的例子,如果按照黄万里教 授原来的意见,可能可以避免这个错误。但是长江三峡和黄河完全不一样,它的泥沙含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黄万里同志没有对三峡工程提出太多的意见,在论 证过程中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以后,得出的论证结论是三峡工程应该建设,而且早建比晚建要好,因为黄万里当时年事已高,所以很少参与 这个工程的决策过程。(4)

一些善良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同情黄万里教授的遭遇,敬佩黄万里教授的敢言的精神,但是三峡水库蓄水多年,重庆港并没有被砾卵石或者泥沙堵塞,显然黄万里教授在三峡工程上是错了。

潘家铮和陆佑楣认为黄万里教授在三峡工程的观点是错的,其依据是三峡工程的淤积情况好于预期。

三、三峡工程蓄水后的的淤积情况

自从2003年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以来,陆佑楣、潘家铮、李永安、曹广晶等不断地重复这么一句话,“三峡工程的淤积情况好于预期。”

根 据新华网2010年10月25日报导,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说,“自2003年三峡水库135米蓄水以来,三峡集团公司持续进行泥沙取样和固 定断面观测,共测量河道水下地形约1.4万平方公里。结果显示,三峡水库入库泥沙约为15.7亿吨,较初步设计值减少约60%。出库泥沙约为4.1亿吨。 水库排沙比为约26%,与预测基本一致。水库淤积泥沙约11.6亿 吨,年均淤积不到2亿吨,淤积强度较初步设计预测的数值降低约60%。”(5)曹广晶只给出了数据的起始时间,即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但没有给出 这个数据的终止时间。而可能的最晚的终止时间为2010年9月。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将这时间作为数据的终止时间。如果这个数据的终止时间比2010年9 月更早,文章需要做相应的修改,那时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将比文章所描述的更加严重。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在2011年6月回 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说:“近年来,上游水利水电建设发展迅速,如考虑上游建库拦蓄泥沙后,三峡水 库运行100年的淤积量,仅相当于上游不建库拦沙方案40年左右的淤积量,可见上游建库拦沙作用十分显著。近10年上游的来沙量已由论证阶段的年均5.3 亿吨,减少到2亿吨左右。三峡库区的年均淤积量约1亿吨,仅为论证阶段预计值的1/3。可以预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三峡水库的大部分防洪库容将得到 保留,与上游干支流水库联合运用,三峡水库的调洪能力将进一步提高。”(6)

三峡工程的淤积情况真的好于预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未建三峡大坝时的淤积情况如何,然后再要搞清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预期的淤积情况又如何,将来如何发展。

四、三峡坝址平均年输沙量5.3亿吨

长江三峡河段是一条水量丰富、含沙量较大,输沙量很大的河段。而且径流量和输沙量在年季之间变化很大。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只停留在对平均数的处理上。关于三峡河段的年均输沙量,有不同的数据。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提供的资料,三峡坝址平均年径流量4510亿立方米,年输沙量5.3亿吨,含沙量每立方米1.2公斤(7)

根据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处主任陈赓仪主编的《长江三峡工程百问》一书,三峡坝址平均年输沙量5.3亿吨,含沙量每立方米1.15公斤。(8)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组长林秉南提供的资料,宜昌站平均年径流量4390亿立方米,输沙量5.23亿吨,含沙量每立方米1.19公斤。(9)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宜昌站在1950至1980年,平均年径流量4551亿立方米,输沙量5.15亿吨,含沙量每立方米1.14公斤;在1951至1994年,平均年径流量4346亿立方米,输沙量4.96亿吨,含沙量仍为每立方米1.14公斤。(10)

根据黄煜龄和梁栖蓉提供的资料,1961年至1970年年平均输沙量为5.1亿吨。(11)

五、建设三峡大坝之前长江河段冲淤平衡

虽然长江三峡河段含沙量较大,但是建设三峡大坝之前,长江河段冲淤平衡,没有淤积问题。林秉南称三峡建坝之前,三峡河段处于次饱和状态(12)。

在 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处于自然河流状态,宜昌的最高水位为海拔55.9米,最低水位为海拔38.9米,最大水位变 化幅度为 17.0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44.5米;重庆最高水位为海拔192. 8米,最低水位为海拔159.5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33.3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165.7米.以最高水位计,宜昌至重庆间的水位差为136.9 米,以最低水位计,两地水位差为120.6米,以常年平均水位计,两地水位差为121.2米,平均水力坡降约为万分之二。正是这120余米的水位差,才使 得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以迅猛的流速穿过这狭窄的三峡河谷。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词描绘了船速 (水流)之快,也间接地阐述了白帝城较江陵的地势水位要高,这是千里江陵能够一日还的原因。(13)

林秉南是这样描写建坝前的长江河段:川江是山区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为万分之二,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荆江坡降的三倍。(14)

请读者记住这么几个概念,建坝之前,冲淤平衡,原因是重庆宜昌两地间120余米的水位差,万分之二的平均水力坡降,河水流速快。

六、冲淤平衡得益于自然走沙期

必 须指出的是,世界上和中国的水库大坝建设,都是大坝建设在城市的上游,比如说北京的官厅水库,北京的密云水库,没有大坝建设在大都市的下游的,特 别是这个大都市处于水库的尾部的。但是三峡水库和重庆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倒置的关系,重庆处于三峡大坝的上游,而且处于三峡水库的尾部。
重庆市 主城区河段是指自长江上游干流大渡口至铜锣峡出口、支流嘉陵江井口至朝天门,长约60公里,将处于三峡水库变动回水区。河床大多为岩石和卵石 组成。嘉陵江在朝天门汇入长江,给本河段水流泥沙运动和河道冲淤带来很大的影响。 重庆市主城区河段呈现特有的冲淤规律,由于铜锣峡阻水作用,以及嘉陵江与长江来水不同的相互顶托,使重庆市主城区河段汛期壅水,河床淤积;汛末和汛后落水 期,由于流量减小,壅水减小或者消失,流速增大,汛期淤积的泥沙会随水流冲走,俗称“走沙”。(15)
重庆市主城区河段之所以能够保持不淤积, 主要就是依靠这个自然走沙期。汛期时虽然流量大,但是泥沙含量也大,河水不能将淤积物全部冲走,出现淤积现 象。每年9月份,10月份,汛期刚过,水流量有所减小,但是泥沙含量也减小,水流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将汛期的淤积物冲走。进入枯水期后,泥沙含量虽小,但 是水流量也小,重庆市河段保持冲淤平衡。重庆市主城区河段全年保持冲淤平衡得益于自然走沙期,得益于自然的巧妙安排。

七、世界水库面临淤积的问题

虽 然长江的含沙量比黄河的含沙量要小许多,但是长江的平均年径流量远大于黄河,因此长江三峡河段每年约5.3亿吨的输沙量(取潘家铮提供的数据), 也是相当可观。虽然长江的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1.2公斤,但是在汛期,长江的含沙量可以超过每立方米9公斤。如果这5.3亿多吨的沙量全部留在三峡水库 中,三峡水库的使用寿命将不会很长。

其实世界上的水库都面临淤积的问题,比如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后面的纳赛尔水库。但是阿斯旺大坝工程面 临的淤积问题远远小于三峡工程。尼罗河的年输沙量 1.34亿吨,只是长江三峡段的四分之一,而纳赛尔水库的库容为1689亿立方米,是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的四倍多(16)。一方面尼罗河的年输 沙量少,另一方面纳赛尔水库的总库容大,如果淤满三峡水库要一百年,那么淤满纳赛尔水库就要一千七百年。尽管如此,在笔者参观阿斯旺大坝时,埃及的朋友告 诉说,他们还是十分担心水库淤积问题,因为库容毕竟是有限的,早晚有一天要被淤积物淤满的,而且往往在死库容被淤满后,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再看美国胡佛大坝工程。胡佛水库的总库容348.5亿立方米比三峡水库略小(17),但是胡佛大坝处的年输沙量只有1.3亿吨(18),只是长江三峡段的四分之一。如果淤满三峡水库要一百年,那么淤满胡佛水库需要三百六十年。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的科学家还热衷于寻找解决水库淤积的办法。但是从那以后,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弃建设大型或巨型水库大坝工程的发展模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热情大减。当时找到的所谓的具体方法不外乎:

(1)增加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年限;
(2)防止水土流失,减少泥沙入库;
(3)清理水库淤积物,恢复库容等(19)。

另外美国人现在在寻找如何将胡佛水库中淤积物重新送人大海的办法,基本构思是在大坝下游建设输沙的隧道,将泥沙送入大海。这还只是一个设想,费用极其昂贵。

可以说,世界上的科学家并没有找到真正解决水库淤积的办法。

1958 年中共中央虽然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的200米方案,但是毛泽东还是未下决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根据夏佑新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 一书记载,1958年夏,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三峡水库的问题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 亿吨。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三峡水库使用寿命可达400年,至少也可达200年。毛泽东沉思了很久,告诉林一山:“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 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20)

林一山说三峡水库使用寿命可达400年,是指他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海拔235米的方案,说三峡水 库使用寿命可达200年,是指1958年时中共中 央批准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的方案。这两个方案的水库库容比现在建成的三峡水库库容要大许多。按照林一山1958年的算法,现在的三峡水库的 使用寿命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百年的。

但是夏佑新接着写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水力学和研究泥沙的专家们结合古代、国外的资料,最终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20)

八、三峡工程的“排浑蓄清”措施

所谓的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就是三峡工程的所谓“排浑蓄清”措施。也就是潘家铮说黄万里没有仔细了解三峡工程是怎么设计的,没有研究三峡工程跟三门峡工程不一样的地方。

陈 赓仪是这么解释“排浑蓄清”措施的:是在每年汛期(6至9月)长江含沙量较大的时候,将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降低到防洪限制水位,并利用低、高程的 大底孔泄洪排沙,即所谓的“排浑”。实际上水库运用初期,泥沙仍大部分(约70%淤积在库内),但主要淤积在145米米回水线以下的死库容内。在汛期过 后,入库泥沙量大量减少,水库蓄水至175米正常蓄水位,即所谓的“蓄清”。(21)

唐日长对“排浑蓄清”措施的解释是:“经过充分论 证,三峡枢纽正常蓄水位选用175米,汛期限制水位选用145米,枯季消落水位选用155米,每年 5月末至6月初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145米。整个汛期6至9月,来沙量占全年的88%至90%,来水量占年径流量的61%。除入库流量大于下游河道安全 泄量时拦蓄超额洪峰,水库水位抬高外,一般维持在145米运行。超过电站过流能力的水量,由溢流坝段底孔下泄。汛末10月水库蓄水,逐步抬高至175米运 行。12月至翌年4月底,库水位按电网调峰要求运行;并逐渐降落,以保证电站出力。枯季消落最低水位不低于155米,以保证水库回水变动区航道水深。三峡 水库采用“排浑蓄清”运行方式,既能长期保留大部分有效库容,又不影响工程的综合效益。175米正常蓄水位方案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调节库容 165米亿立方米,最小水头71米,平均水头90米,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保证出力499万千瓦,改善航道570至650公里,万吨船队可通航重庆。 (22)

移民和水库淤积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找出了两个最关键概念,一是“移民可以全部当地安置”,一个是 “排浑蓄清可以解决水库 淤积问题”。移民可以全部当时安置的谎言是被朱镕基戳穿的,朱镕基安排了近20万移民外迁安置。而排浑蓄清的美梦则则是后来由三峡集团自己打碎的,这个后 面再谈。

九、建造三峡大坝后冲淤情况的变化

在自然状态下,也就是没有建设三峡大坝的情况下,
在汛期(每年六月至八月),重庆主河段会产生一些淤积;
自然走沙期(每年九月至十月),重庆主河段发生冲刷,将汛期间形成的淤积冲走;
枯水期:河段保持冲淤平衡状态。
长期下来,三峡河段保持冲淤平衡状态。

建 设三峡大坝后,按照“排浑蓄清”的要求,汛期到来时,将坝址处的水库水位控制在防汛限制水位海拔145米,一直到九月底。虽然这是三峡水库能保持 船闸正常运行的最低水位,但是比起自然状态来,绝对的水位还是提高了83米。在没有建坝时,每年六月至八月重庆主河段会产生淤积,现在水位差减少了83 米,两地高差缩小,水力坡度变小,流速减慢,淤积就会比过去更加严重。

在自然状态下,九月至十月重庆主河段会自然走沙,这是保持冲淤平衡 的关键。 “排浑蓄清”措施想借用自然的巧妙安排,因此计划在九月份依然保持防汛限制水位海拔145米,有利于让多一些的泥沙冲出水库。但是由于海拔145米的水位 比自然状态高出83米,因此建坝后,在九月份三峡水库依然处于淤积状态,只是淤积的程度比汛期轻一些。必须指出的是,也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充分利用走沙 期,海拔145米的水位要延长保持到十月份,以有利减轻淤积。但最终没有被接受。

九月底十月初,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开始将被抬升到 海拔175米,蓄水起码需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三峡水库保持这个海拔175米的水位到 12月(一说到次年2月底),然后逐渐减低水位至防汛限制水位海拔145米。过去在枯水期,三峡河段保持冲淤平衡,现在坝前水位被最高抬高113米,流速 很慢,尽管枯水期含沙量较小,但枯水期还是发生淤积。

与自然状态相比,三峡建坝之后,
汛期(每年六月至八月),三峡水库会产生淤积,情况比自然状态下要严重;
自然走沙期(每年九月至十月),三峡水库依然会产生淤积,淤积情况视开始蓄水时间而定,开始蓄水时间提前,淤积加重;开始蓄水时间往后推,淤积将减轻;
枯水期:由于蓄水位上升到海拔175米,三峡水库会产生淤积,但情况不如汛期严重。
可见,无论在汛期和自然走沙期还是枯水期,这三个时期三峡水库都处于淤积状态,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长期下来,三峡河段保持淤积状态。

十、 “排浑蓄清、排沙比和绝对排沙量

根 据陈赓仪提供的资料,预测水库运用初期,约70%的泥沙仍然淤积水库内,就是说约30%的入库泥沙可以通过“排浑蓄清”的措施被冲出水库。按照三 峡河段平均年泥沙量5.3亿立方米计算,通过“排浑蓄清”措施,1.59亿立方米泥沙可以被冲出水库。这30%就是所谓的排沙比。关于三峡水库的这个排沙 比,还有其他说法,三峡工程泥沙组成员戴定忠说排沙比是35%。(23)同样按照5.3亿立方米泥沙量计算,1.885亿立方米泥沙可以被冲出水库。因此 “排浑蓄清”措施的关键,不是最终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而只是找到了延长水库使用期的途径。

如果不采取“排浑蓄清”措施,按照国 际上常用的方法,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三峡坝址的平均年输沙量约5.3亿吨(取潘家铮提供的数据), 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96年(按1.3吨泥沙等于1立方米体积计算)。采取“排浑蓄清”措施,30%的泥沙可以通过“排浑蓄清”的措施被冲出水库,还有 3.71亿吨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 138年;如果排沙比为0.35,35%的泥沙可以通过“排浑蓄清”的措施被冲出水库,还有3.445亿吨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 148年。
取黄煜龄和梁栖蓉提供的数据,三峡坝址的平均年输沙量约5.1亿吨。不采取“排浑蓄清”措施,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100年。采取“排 浑蓄清”措 施,30%的泥沙可以通过“排浑蓄清”的措施被冲出水库,还有3.57亿吨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143年;如果 35%的泥沙可以通过“排浑蓄清”的措施被冲出水库,还有3.315亿吨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淤满全部库容的时间为154年。
如此看来,三峡工程由于蓄水位由1958年的海拔200米下降的现在的海拔175米,总库容大为减小,尽管采取了“排浑蓄清”措施,还是没有能够达到毛泽东的要求, “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十一、从冲淤平衡到泥沙淤积,泥沙淤积又回到冲淤平衡

当 然,泥沙组的专家知道,在总库容393亿立方米被全部淤满之前,三峡水库就早已经失去使用功能了。所以他们说,在三峡水库投入使用一百年时,三峡 水库不是处于淤积状态,而是基本回到了冲淤平衡状态,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仍可保留85.8%和91.5%(24)。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 米,达到冲淤平衡,防洪库容还有190亿立方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中另一半基本被泥沙淤满。

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三峡水库从建成之后的泥沙淤积经过一百年后又回到冲淤平衡状态呢?林秉南没有告诉大家,陈赓仪也没有告诉大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也没有告诉大家。

请读者想一想,是什么力量使得三峡河段在建坝之前能保持泥沙冲淤平衡?请读者再想一想,又是什么变化使得三峡水库处于淤积状态?水流速度,水力坡度,两地的水位差。

建设三峡水库之后,长江三峡河段不再是自然河流,而是人工水库,水流速度变缓,水流失去了足够的携带能力,淤积物就在水库中淤积,三峡河段从冲淤平衡变成了淤积状态。

要从淤积状态重新变回到冲淤平衡,首先水流速度要变快,没有水流速度的增加,水流的携带能力也不会加大。水流速度的增加依赖于水力坡度的增加,水力坡度的增加依赖于两地水位差的重新变大。

三 峡工程坝址处的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防洪限制水位海拔145米是不会变的。要使三峡水库从泥沙淤积重新回到泥沙冲淤平衡状态,唯一的变化只能 是大坝尾部水位的变化,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坝尾部水位的变化。只有重庆的水位因为泥沙淤积而上升,重庆和坝址处两地的水位差的才能变大,平均水力坡度才能变 大,水流流速才能变快,水流的携带泥沙的能力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只有这样,三峡水库在投入使用一百年时,才能保持19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可供长期使 用。

北京大学教授武际可从流体力学的托里拆利公式来解释流速和高程差的关系:流速等于(2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高程差)的开平方。这个公 式当然讲的是理想 的情形,没有考虑流体的摩擦阻力,也没有考虑流动的不均匀和回流紊流的复杂情况。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任何积了水的地方,水的下泄速度绝对不会比它 大。而且可以断言,这个下泄速度,大致上和落差h的平方根成正比,不管水的下泄是库底开洞,还是水流沿渠道顺流而下,也基本上是正确的。(25)

流速是高程差的函数。只有高程差变大,流速才能变大。这是问题的关键。

按 照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三峡工程运行百年之后,长江三峡河段又恢复到建坝之前的冲淤平衡状态。照此说法,三峡工程得救了!问题是,达到冲淤平 衡状态的条件是什么?水流速度重新加大,重庆和坝址处两地的水位差的变大,也就是重庆水位的增高。由此带来的代价是重庆的淹没,大面积的淹没。重庆的水位 每升高一米,就意味着几万人失去家园,起码几百亿的淹没损失。

十二、戴定忠的解释

三峡工程泥沙组成员戴定忠对三峡水库从泥沙淤积回到泥沙冲淤平衡状态有如下的解释:

“三峡水库是个峡 谷河道型水库,库容量仅为年径流量的百分之五,两岸岩壁坚实,天然河道水流比较大,挟沙能力强,悬移质泥沙基本上是『穿堂过』,修 建大坝后,水位抬高了,水流减缓,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库淤积,在运用的前十年,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但随著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 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据计算,运用三十年时的排沙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运用六十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后为百分之一百,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 衡。” (26)

虽然戴定忠没有把文章写得很明白,但是他指出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是关键。水流挟沙能力增强依赖的是水流速 度的加大,水流速度的加大依赖 于水利坡度的加大,依赖于重庆水位的抬升。只有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向建坝前的水平靠拢,只有三峡河段的流速向建坝前的水平靠拢,冲淤平衡的状态才能重新 出现。

唐日长认为,三峡水库悬移质淤积平衡坡降JK与建库前库区河床坡降J0的比值为0.23(27)。林秉南说,建库前三峡库区河床 坡降为万分之二。那 么三峡水库悬移质淤积平衡坡降JK不到万分之零点五。而三峡水库形成初期的河床坡降已经大于万分之零点五,而此时三峡水库处于淤积状态,戴定忠认为65% 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陈赓仪认为70%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显然JK和J0的比值为0.23是一个(书写?)错误。

唐日长还指出,三门 峡水库经改造后的JK与J0比值为0.66(27),相当于建库前库区河床坡降的三分之二,比值明显大于三峡水库的0.23。三 峡水库的泥沙比三门峡水库更粗,更难被冲出水库。特别是距三峡坝址600多公里的重庆河段河床是砾卵石,加上淤积的泥沙,很难被水流冲走。因此,三峡水库 的JK与J0比值不应该不会小于三门峡的比值。

黄煜龄和梁栖蓉认为,三峡水库运行100年,总淤积量将达171.7亿吨,而泥沙淤积在三峡水库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坝址到丰都之间(28):

合江至重庆:1.336亿吨;
重庆至长寿:4.637亿吨;
长寿至涪陵:4.912亿吨;
涪陵至丰都:10.110亿吨;
丰都至坝址:145.600亿吨;
嘉陵江库区:3.311亿吨;
乌江库区:1.789亿吨;
总淤积量达171.7亿吨。

丰都距三峡大坝坝址429公里,这里的淤积量占总淤积量的85%,而水库尾部的淤积量只占总淤积量的15%。

如 果淤积物的分布真如黄煜龄和梁栖蓉所预测的那样分布,那么三峡水库刚形成时的河床的坡度最大,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河床的坡度不是越变越大,而是 越变越小,因为近坝址处的河床由于淤积强度大而增高快,库尾处的河床由于淤积强度小而增高慢。这样流速只会越来越小,绝对不可能达到戴定忠所描述的水流速 度加快,挟沙能力增强,重新回到冲淤平衡状态。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的资料,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在遭遇二十年一遇 洪水时,三峡水库库尾巴为涪陵李渡镇,全长493.9公里 (29) (2)。那么从合江至重庆,从重庆至长寿,从长寿至涪陵的总淤积量10.885亿吨已经不在三峡水库的范围之内。其实从三峡工程公布的技术数据来看,总库 容和防洪库容都是不变的量,而水库的长度则是一个变化很大的量。如果水库的长度是个变量,那么总库容和防洪库容也必然是变量。从这里可以看到,公布的三峡 水库的总库容和防洪库容都是错误计算的结果。

十三、谢鉴衡生前留言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生前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留言是:“三峡工程建成30年内,不论是坝区或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均不会对航运和发电造成不良的影响。”(30)。

既然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在投入使用一百年时,能保持19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可供长期使用。为什么谢鉴衡生前要留言,只保证三峡工程建成30年内,不论是坝区或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均不会对航运和发电造成不良的影响?

按 照戴定忠的解释,三十年时,随著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排沙比会从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变大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一切依赖于位 于变动回水区重庆的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而泥沙淤积必然对航运造成影响,同时也要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这时问题就要显露出来了。这就是谢鉴衡只能保证 30年的原因。

十四、排沙深孔

谢鉴衡只能保证30年的另一个原因是排沙深孔。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吸取了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教训之后,在长江三峡大坝上保留了排沙深孔。

三 峡大坝中安置了5个4米乘5.5米排沙孔,孔底高程为海拔75米。另外还有23个7米乘9米和2个6米乘9米的泄洪深孔,孔底高程为海拔90米。 在海拔 117米设置2个8米乘11米的泄洪中孔,在海拔156米设置22个宽8米的泄洪表孔(31)。在水库运行后的第一个30年内,5个排沙深孔对减轻水库泥 沙淤积有好处。尽管有5个排沙深孔的存在,三峡水库还是有70%或者65%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要指出的是,这5个排沙深孔不是可以无期限地永远使用下去 的。使用30年后(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由于排沙深孔长期受到泥沙的磨损,需要维修更新。要维修更新已经安置在大坝内的排沙深孔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首 先必须把水位降到海拔75米以下,这意味着三峡工程必须停止运行二到三年(没有任何防洪和发电效益),长江航运在坝址处中断二到三年。因此维修更新排沙深 孔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到时候必须封堵这5个排沙深孔。封堵排沙深孔还出自另一个考量,因为那是坝前的泥沙已经淤积到海拔75米。封堵排沙深孔后,三 峡水库的排沙功能更差,更多的泥沙将淤积在水库中。所以,保留排沙深孔不是解决淤积的根本办法,它只是将淤积问题向后推移了一些。谢鉴衡只能保证30年, 因为在这30年中,排沙深孔还是能起点作用。

十五、钱正英的忧虑

三峡工程决策前,钱正英是到处活动,给三峡工程打包 票,先是到中央政治局会上作报告,后到四川省人大代表团作报告,忙得不亦乐乎。三峡工程上马后, 特别是钱正英当上工程院院士之后,她的态度就开始变了。1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钱正英说:“从我个人思想上讲, 我对自己主持的(三峡工程)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 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32)

如果三峡工程的淤积问题通过所谓的“排浑蓄清”的措施真的已经全部解决了,100年后达到冲淤平衡,钱正英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

正因为是淤积问题并没有解决,在三峡工程完成大江截流之后,钱正英就开始在那里忧虑着呢。

十六、三峡工程的“排浑蓄清”措施的失败

2003 年三峡水库正式开始蓄水,蓄水位海拔135米,不久上升到海拔145米。2006年水库蓄水位上升到156米。2008年三峡工程向正常蓄水位海拔175 米发起冲击,按照 “排浑蓄清”措施的水库调度计划执行,但是冲击没有成功。因为当年10月底出现了一个水库调度计划中从来就没有想到的小洪水。洪水淹没了淹没红线以上的居 民点、公路和码头,也淹没了认为根本不可能被淹没的重庆部分市区。国务院只得踩刹车。(33)(34)

2009年三峡工程再次按照“排 浑蓄清”措施的水库调度计划向正常蓄水位发起冲击,蓄水时间提前到九月中旬,但也没有成功。因为这年汛后上游的来水 量远远小于水库调度计划所预测的来水量。三峡水库蓄水已经造成大坝下游航道水深不足,供水不足,国务院只得再次踩刹车。(34)

2010 年三峡工程放弃“排浑蓄清”措施的水库调度计划,第三次向正常蓄水位发起冲击,蓄水成功(35)。这次蓄水成功的关键,就是从八月中旬就开 始蓄高三峡水库坝址处的水位,而不是等到九月底或者十月初才开始蓄水。按照“排浑蓄清”措施的要求,从每年六月初到九月底,三峡水库坝前水位保持在海拔 145米,有利于排沙,从每年的十月初开始蓄水至海拔 175米。纵观三峡水库2010年5月25日至9月30日的水位变化,整个过程的平均水位高为153.35米,远远高出“排浑蓄清”措施要求的145米。 整个蓄水是从8月16日开始,起始水位为146.45米,到9月30日,三峡水库的水位为162.82米,比“排浑蓄清”措施要求的145米高出 17.82米。(36)

实践证明“排浑蓄清”措施的失败。从今往后,三峡水库将在泥沙量大的汛期开始蓄水,而自然界的巧妙安排的走沙期根本无法利用。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所有模型,都是按照“排浑蓄清”的水库运行计划进行模拟的。实践证明“排浑蓄清”措施的失败,也说明可行性论证中的所有模型的模拟结果都是无效的,必须按照现在修改过的水库运行计划,重新试验。

十七、“排浑蓄清”措施和三峡工程目标是矛盾的

三峡工程的目标是防洪、发电、航运和南水北调,而“排浑蓄清”措施和这些目标是矛盾的(37)。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此点到为止。

十八、“排浑蓄清”措施和三峡库区消落带的产生

“排 浑蓄清”措施要求三峡水库在汛期保持低水位(防洪限制水位海拔145米),在枯水季节抬升到海拔175米,由于水位周期性的变化,三峡水库在海 拔145米至175米之间出现一个30米高的死亡带。中国专家给这一地带取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消落带,死亡带则不称死亡带,叫“似荒漠化”。按照李 鹏的本意,三峡工程本来还可以利用消落带来安置农村移民的。但是专家研究却表明三峡库区消落带潜伏着严重的生态危机(38)。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说,三峡工程的建设不会影响三峡的景观(39)。

其实这30米高的死亡带就是对三峡景观致命的破坏,因为第一个进入游客视线的就是要这个荒漠化的死亡带,就是专家说的旅游资源恶化。(38)

十九、“排浑蓄清”措施和地质灾害

按照“排浑蓄清”措施的要求,三峡水库周期性的30米的水位变化,加剧了三峡水库库岸的不稳,加剧了三峡库区的水土流失,加剧了库区的地质灾害。每年三峡水库升高水位或者是降低水位,库区的百姓就难以睡个安稳觉,库区的市县乡政府领导要值班。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建议,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应该从海拔145米提高到海拔165米,过去设定的30米水位变化太大了,给三峡库区埋下极大的环保和生态隐患(40)。按照黄奇帆的意见,“排浑蓄清”措施根本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二十、清水下泄的危害

大 江东去,在自然状态下,平均每年4510亿立方米的江水携带着5.3亿吨泥沙流出三峡河段。建造三峡水库之后,泥沙多在水库中淤积,流出水库大坝 的江水中的泥沙含量大为减少。清水下泄的危害会导致长江中下游干流新的制造河曲运动,使得河道崩岸频度和强度增加,直接威胁长江大堤的安全。清水下泄会制 造河曲,也会切深河床,从而影响水位,进而改变长江和支流、长江和鄱阳湖、洞庭湖等沿岸湖泊的关系。同样清水下泄会增加长江口海水倒灌的危害。清水下泄, 减少了水中的营养物质,影响水生动物的生长,甚至长江口、近海处的鱼类的生长。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是指出这个问题,不展开讨论。

二十一、上游进入三峡水库砾石泥沙量的减少

1992 年三峡工程被批准通过,但是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泥沙组却被保留下来了,因为泥沙淤积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41)。当时又多出一个黄万里先生提出砾石淤积 问题。关于砾石淤积问题,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没有进行研究(42)。1997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发表的《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一书中对砾石淤积的论述,是三 峡工程被批准之后补充的(43)。清华大学教授张仁说,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统计,三峡建库前,重庆寸滩断面多年平均卵砾石来量22万吨(44); 而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林秉南说,重庆寸滩断面直径大于10毫米的砾石多年平均来量为27.7万吨(45)。同是重庆寸滩站的资料,直径大于10毫米的砾石 来量应该小于所有砾石来量,但是林秉南提供的数据比张仁的数据却要高出许多。这说明,对于长江上游卵砾石来量缺乏长期的系统的研究。

黄 万里是根据他本人在四川亲身工作的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而长江水文局对砾石淤积也没有系统的、长期的统计资料。问题就在于,水中的泥沙量还有比较 可靠的方法可以测量,而河床上的砾石淤积没有可靠的方法可以测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三峡建坝之前,重庆嘉陵江、金沙江和长江河床的是岩石和砾石河 床,而不是泥沙质河床。

正因为泥沙组拿不出办法来,还是李鹏提出的建议,在三峡水库上游长江干流以及嘉陵江、岷江、雅砻江、乌江等支流上 建设了一批大型水库,这些水利工程 的兴建拦截了砾石部分泥沙,减少三峡水库的入库砾石泥沙量。比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向家坝工程的建设目标中都有为三峡水库拦截泥沙,减少三峡水库泥沙淤积 的任务(故意不提拦截砾石)(46)。

真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所说:“近年来,上游水利水电建设发展迅速,如考虑上游建库 拦蓄泥沙后,三峡水库运行100年的淤积量,仅相当 于上游不建库拦沙方案40年左右的淤积量,可见上游建库拦沙作用十分显著。近10年上游的来沙量已由论证阶段的年均5.3亿吨,减少到2亿吨左右。” (6)

必须指出的是,在上游建水库大坝来拦截泥沙砾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只是把三峡工程的泥沙砾石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向后推,暂时 把淤积问题推给上 游的水库。但上游的水库也有泥沙砾石淤积的问题,这怎么解决?再上游再建水库?那中国就是永远建坝不止了?但是上游能加的水库大坝总是有限的,这个办法终 有不灵的一天。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五百年后,这些大坝报废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怎样来处理这几百亿吨,几千亿吨泥沙砾石?按照现在的运 价,运输一吨泥沙砾石进入大 海需要1000元人民币,运送五百亿吨泥沙砾石则需要五十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不能支付这么多运输费,则只能不断地维修已经失去功效的大坝,其费用就像保存 一尊尸体永不腐烂一样的昂贵。

河流携带泥沙进入大海,这是自然的规律,是沧海变良田的一个过程,是自然界平衡的一个过程。把泥沙砾石淤 都拦截在上面的河道里,下面的河流泥沙量减 少了,可能会产生海岸线的大量侵蚀,国土要被侵蚀。中国最富饶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就是来自长江中上游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如果三峡工程早400年建的 话,把泥沙砾石都拦截在上游的水库中,中国不会有今天的上海市。黄万里先生指出:(三峡大)坝的下游,两湖三江诸省的冲积平原在地质历史上原是靠泥沙卵石 堆积起来的,而且仍在不断建立起苏北和上海浦东的滩涂,同时江口正向海里延伸着。早年丁文江曾约估长江每六七十年延伸一英里。试看1930年的地图上比现 今的图要少苏北射阳、大丰、如东、启东四个县份呢。估计每年江苏东疆造地至少十万亩,这财富正是长江从四川搬来的。在三峡修坝后,海岸线不但不会涨地,而 且还要受到海流冲击而退缩呢。(47)(黄万里: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建?《群言》,1987年第2期,黄万里文集,221页)

当年黄 万里警告,三峡修坝将使砾卵石堵塞重庆港,并在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最终被迫炸坝。可是黄万里万万没有想到,对手竟然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危 害,用在三峡水库上游大量建造水库大坝来拦截砾石,拦截泥沙,目的就是掩盖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通过建造水库大坝,目前砾石基本上是进不了三峡水库了(一 说寸滩站的砾石来量为2万吨,(44)),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也大为减少。难道这是黄万里预测出错?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通过人为的技术措施(在上游 修建许多水库大坝),改变了黄万里做预测的初始条件,推迟预测结果出现的时间。可见,不是黄万里预测出错,而是做结论的时间未到。

二十二、尽管如此,重庆港还是不能逃脱被淤死的命运
黄 万里生前曾指出,三峡工程建成十年后重庆港将被淤死。由于中国政府在三峡工程上马后即在上游建造了大量的水库大坝来阻挡砾石和泥沙,推迟了重庆港 被淤死时间的到来。但是在林秉南、谢鉴衡等主持的泥沙论证中,也得到了三十年后重庆港将出现几米厚、几百米长的边坡,港口作业困难的结论(48)。黄万里 和林秉南、谢鉴衡结论,除了时间上有差别,另外的差别就是文字修饰上的差别。其实港口作业困难和重庆港被淤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目前重庆市也制定了补救计 划,计划将主要港口先迁到下游的寸滩,最终将迁到下游几百公里的万州。

尽管上游建库拦蓄砾石泥沙后,砾石进不来,泥沙量也减少,但是重 庆港还是不能逃脱被淤死的命运。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涪陵、万州港泥沙淤积 逐渐严重。2005年3月观测发现,涪陵龙王沱港区泥沙淤积最大厚度约5米,且有一定量的卵石。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总经理熊维明说,2008年175米试验 性蓄水以来,由于水库水位抬高,重庆段泥沙淤积问题开始显现,2010年3月,九龙坡港区发生三起搁浅事件(49)。2011年5月3日凌晨4时许,一艘 由开往重庆的货船行驶至长江重庆段储奇门水域时发生搁浅事故。5月3日17时,长江上游重庆寸滩水位降至161.10米,接距历史枯水期 (重庆零点水位为160.2米) 。嘉陵江北碚水文站水位数据显示通航水深仅为1.25米。长江、嘉陵江部分河道变窄、航道尺度变浅、河床碛坝裸露并形成浅滩,给船舶航行带来了较大的安全 隐患(50)。

为了挽救重庆港,目前采取的措施是用机械挖掘淤积的泥沙砾石,但是重庆市政府和三峡团还未能就谁支付这笔巨额资金达成协 议。三峡集团更倾向于将重庆 港下移几十公里,移到寸滩,将来重庆港的中心下移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万州。据最新消息,首艘专门用于三峡库尾航道清淤的大型挖泥船近日在武昌造船厂开工建 造,2012年8月份可投入使用(51)。报道说,三峡库尾航道位于长江重庆段,是西南地区货物水路运输的必经之路。随着 2010年三峡工程完工和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上游宜昌至重庆约680公里河段从天然航道变成了库区航道,原有的泥沙冲淤平衡被打破。三峡工程论证以来的实 验和水库蓄水运行以来的观测都表明,蓄水后,三峡水库泥沙冲刷时间大大缩短,累积性淤积明显增加,局部河段已经出现泥沙淤积碍航问题。实验研究显示,蓄水 第3年三峡库尾碍航淤沙预计为236.9万立方米, 第5年需要疏浚的泥沙淤积量将达到384万立方米。为了能及时清除碍航淤沙,疏通航道,有效应对突发碍航事件和航道维护困难局面,确保三峡库区航道安全畅 通,国家投资专门建造了这艘疏浚挖泥船(51)。请读者注意报道中的描述,如累积性淤积明显增加,出现泥沙淤积碍航问题,应对突发碍航事件和航道维护困难 局面等。至于挖沙清淤的费用是多少,由谁承担,挖沙清淤的物质堆放在哪里,是否会被降雨重新冲入水库,目前尚无报道。

2011年7月1日,长江水文局是如此描写三峡水库淤积情况的:由于三峡水库在蓄放水过程中,库岸的冲淤变化十分剧烈,泥沙淤积现 象也相当严重,遥测站自动采集系统也损毁严重(52)。

可见,黄万里的警告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现在运用大型现代化挖泥船进行航道清淤,以防止航道港口淤塞,就没有理由说黄万里的预测是错误的。

二十三、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量计算出错

潘家铮、陆佑楣宣称黄万里在长江三峡工程错了,其依据就是三峡工程的淤积情况好于预期。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计算的结果。

三峡工程防洪库容计算出错,移民红线计算出错,移民人数计算出错,船闸通过能力计算出错,现在在水库泥沙淤积量上再次出错计算错误。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说,三峡库区的年均淤积量约1亿吨,仅为论证阶段预计值的1/3。(6)

而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说,三峡水库淤积泥沙年均淤积2亿吨,淤积强度较初步设计预测的数值降低约60%。(5)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张仁说,(三峡水库)1.3亿吨的淤积量,仅约为论证阶段预期的三分之一。(44)

对比曹广晶和蔡其华所提供的数据,两者相差颇大,一人说三峡库区的年均淤积量约1亿吨,另一人说三峡水库淤积泥沙年均淤积2亿吨;一人说年均淤积量仅为论证阶段预计值的1/3,一人说年均淤积量较初步设计预测的数值降低约60%。两人中起码有一个人提供的数据是错的。

二十四、建坝后自然河段被分为三部分

其实两个人提供的数据都是错误的。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在三峡建坝之前长江三峡河段是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状态。因此分析问题比较简单,宜昌站测得的泥沙量,就是进入三峡河段的泥沙量,也是流出三峡河段的泥沙量。前面已经谈到,有不同的数据,这里还是取比较常用的平均每年5.3亿吨。

在自然河流上建坝后,河流就被分为三部分:

水库上游部分,
水库部分和
大坝下游部分。

所有的泥沙数据分析,都要从这三部分入手。

——三峡水库上游部分

三峡水库上游的河段分别为金沙江和嘉陵江,来自金沙江的泥沙由屏山站测量,来自嘉陵江的泥沙由北陪站测量。

三峡水库末尾处寸滩站的泥沙数据基本可以代表从上游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和在重庆市区的泥沙淤积。

根 据杜俊等《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近期输沙变化的影响》一文的资料,金沙江屏山站的平均年输沙量2000至2007年为1.79亿吨;嘉陵江北碚站 1985至 2007年的的平均年输沙量为0.45亿吨;两者之和为2.24亿吨。寸滩站2000至2007年的输沙量为2.21亿吨(53)。这个数据和曹广晶提供 的资料,自2003年至2010年9月,入库泥沙约为15.7亿吨,还是基本相符的。

——三峡水库下游部分

被冲出三峡 水库的泥沙,是按照黄陵庙水文站提供的数字。黄陵庙水文站位于三峡水库坝下游,距三峡大坝12公里,是三峡水库出库控制站。曹广晶说,出 库泥沙约为4.1亿吨。出库泥沙量为入库泥沙量的26%。曹广晶认为26%的排沙比,和戴定忠所说的35%或者和陈赓仪所说的30%相差不多。就是按照曹 广晶的计算方法,三峡水库运行七年多的实践证明,排沙比在只达到26%,比原先预计的低许多。这说明排浑蓄清措施的减少淤积的效果并不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 证所估计的。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现在的出库泥沙量和现在的入库泥沙量的比例,因为现在的入库泥沙量,是在上游建造了许多水库大坝、泥沙砾石被 拦截之后的入库泥 沙量,比自然状态下要减少许多。要检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估计的排浑蓄清措施的效果,就要将现在的出库泥沙量和自然状态下的入库泥沙量相比较。自 2003年至 2010年9月出库泥沙约为4.1亿吨,平均每年0.55亿吨,三峡河段平均年输沙量为5.3亿吨,0.55亿吨除以5.3亿吨等于10.4%。实际排沙 比只达到10.4%。

换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从出库泥沙的绝对量来分析。戴定忠说排沙比为35%,那么采取排浑蓄清的措施,可 以将1.855亿吨泥沙冲出三峡水 库。陈赓仪说排沙比为30%,那么采取排浑蓄清的措施,可以将1.59亿吨泥沙冲出三峡水库。而三峡水库运行七年多的实践证明,采取排浑蓄清的措施,平均 每年只有0.55亿吨泥沙可以被冲出三峡水库,只是原来估计的三分之一。

从曹广晶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在上游建造水库大坝,拦 截泥沙砾石,只是利用所谓的排浑蓄清措施,三峡水库的每年的泥沙淤积量将高达4.75 亿吨。三峡水库总库容399亿立方米,淤满水库的年限为109年(按照1立方米等于1.3吨计算)。没有满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要求。

可见,无论是潘家铮、陆佑楣还是曹广晶、蔡其华所说的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好于预期,主要是依赖于在上游建造水库大坝,拦截泥沙砾石。而这个办法的结果是贻害子孙万代。

这里还要指出的,三峡工程在计算目前水库淤积量时,少计算了三峡库区进入水库的泥沙量。

二十六、三峡库区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计算入库泥沙时,三峡工程只计算了来自金沙江和嘉陵江的泥沙量(屏山站和北陪站),而遗忘了来自长600多公里三峡库区的泥沙量。

众所周知,三峡库区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胡勇等《在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状况及防治对策》一文中指出:“三峡库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流失的泥沙量达1.4亿吨。” (54)

长 江商报2006-11-01刊登名为《宜昌水土流失治理之路》的文章,指出,据了解,长江上游地区每年因水土流失而进入长江的泥沙年均约5亿吨, 而宜昌因水土流失而向三峡库区输入的泥沙就有1亿吨以上。(55)(刘飞超:宜昌水土流失治理之路,长江商报 2006-11-01)http://news.####.cn/o/2006-11-01/070410376950s.shtml

重庆市发改委制定的《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思路》(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三峡生态经济区总体方案讨论稿)中指出:“(重庆三峡库区)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年入江河泥沙总量达1亿吨以上。” (56)

三峡库区在行政上分为接近大坝的宜昌库区和接近库尾的重庆库区。如果宜昌和重庆每年各输入的泥沙在1亿吨以上,那么三峡库区每年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总量应该在1亿吨以上。显然,三峡集团公司没有把三峡库区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计算在内。

二十七、分解三峡建坝之前的泥沙数据

因为建坝之前,三峡河段处于冲淤平衡的状态,宜昌站的泥沙数据就成为进出三峡河段的泥沙量。如果把建设三峡大坝之前的泥沙数据分解开来,可以的到如下的结果:

金沙江屏山站的平均年输沙量为2.55亿吨(1956至1999年);嘉陵江北碚站平均年输沙量为1.56亿吨(1985年前)。两者之和为4.11亿吨。寸滩站平均年输沙量为年为4.37亿吨(1956至1999)。

宜昌站的平均年输沙量以5.3亿吨计算,减去寸滩站的4.37亿吨,剩下的0.93亿吨为三峡库区(包括来自乌江)进入长江河段的泥沙。

宜昌站的平均年输沙量以5.15亿吨计算,减去寸滩站的4.37亿吨,剩下的0.77亿吨为三峡库区(包括来自乌江)进入长江河段的泥沙。

宜昌站的平均年输沙量以4.96亿吨计算,减去寸滩站的4.37亿吨,剩下的0.59亿吨为三峡库区(包括来自乌江)进入长江河段的泥沙量在0.59亿吨到0.93亿吨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三峡集团公司把这每年0. 59亿吨到0.93亿吨的泥沙量给遗忘了?

正 如文章一开始就已经谈到,关于三峡河段的泥沙量有不同的数据,因此,三峡库区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也有不同的数据。在建设了三峡大坝之后,要准确 地测定三峡库区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也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象要测定三峡河段的推移质一样。也许将来某一天,三峡水库被演得差不多了,从水库的淤积 量再倒过来计算三峡库区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三峡库区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到底是0.59亿吨还是0.93亿吨,或者是中间的某个数,或者超过1亿吨,问题的关键是,三峡工程计算水库淤积量的方法错了,忽视了建坝之后河流就被分为三部分的本质变化,少计算了三峡库区进入水库的泥沙量。

二十八、修正后的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情况

在 建造三峡大坝之前,长江三峡河段的泥沙量为5.3亿吨,因为河流水力坡度大,流速快,泥沙“穿肠”而过,三峡河段保持冲淤平衡。建造三峡大坝之 后,三峡坝址处的水位被壅高83米至113米,水力坡度减小,流速变缓,三峡水库发生淤积。由于在三峡水库上游大量建造水库大坝,拦截了进入三峡水库的部 分泥沙和几乎全部砾卵石,从上游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量每年平均减少2.16亿吨(未建三峡大坝前寸滩站泥沙量4.37亿吨减去建三峡大坝后寸滩站泥沙量 2.21亿吨)。由于采取所谓的排浑蓄清的措施,现在可以被冲出三峡水库的泥沙量为平均每年0.55亿吨。自然状态下的5.3亿吨泥沙量减去因上游建坝而 减少的 2.16亿吨,再减去采取排浑蓄清措施被冲出三峡水库的0.55亿吨,三峡水库平均每年的淤积量为2.59亿吨。

按照这个速度,淤满三峡水库总库容399亿立方米的时间正好为200年(按照1立方米等于1.3吨计算)。淤满三峡水库死库容177.5亿立方米的时间为89年。

借用毛泽东的话“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

上面这个简单计算能够成立的第一个条件是,三峡水库上游的大坝水库可以为三峡水库拦截泥沙两百年。但是现在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大坝水库,大多只能为三峡水库拦截泥沙三十年。如果没有新的大坝水库的出现,三十年后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又会恢复到5.3亿吨。

上面这个简单计算能够成立的第二个条件是,采取所谓的排浑蓄清的措施,可以被冲出三峡水库的泥沙量保持不变。

前面已经谈到,戴定忠和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的专家们认为,随着三峡水库运行时间的延长,由于泥沙的淤积,三峡水库的河床会淤高,水流会重新变快,三峡水库在运行百年之后,又会回到冲淤平衡的状态。

2003 年6月三峡水库形成时,三峡河段的自然河床就被破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为干预而形成的三峡水库的河床。如果淤积泥沙如黄煜龄和梁栖蓉所预测的那样,近 坝址处严重,远坝址处轻微,那么三峡水库的河床的坡度会越变越小,流速会越来越慢,淤积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向冲淤平衡的状态回归。

要 回到冲淤平衡的状态,唯一的条件就是三峡水库库尾部分的河床越来越高,这样水流才能越来越快。三峡水库库尾部分的河床越来越高,就意味着重庆处的 淤积越来越严重,重庆的水位越来越高,淹没越来越大,还要有更多的居民要搬迁。这就是黄万里教授指出的淤积堵塞重庆港,并在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最终被 迫炸坝。

可见戴定忠等专家指出三峡水库将回到冲淤平衡的状态,和黄万里教授指出堵塞重庆港并在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的灾难是一回事,只是一个间接地说,绕着道儿说,用比较难懂的话说,使用比较中性的语言;而另一个则是直接地说,一针见血地说,把最坏的结果直接摆在桌面上。

所以,黄万里教授对三峡工程的看法并没有错。

黄 万里教授所预测的结果之所以现在没有出现,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三峡水库上游建造了大量水库大坝,拦截泥沙砾卵石。这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可以 把这个结果出现的时间向后推移。就象谢鉴衡生前留言那样,三十年内不会出现黄万里教授所预测的结果。在这三十年内,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对三峡工程决策起重 要影响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已经不在了。他们阻止了这个结果在近期内的出现,但不能阻止这个结果的最终出现。

在长江三峡工程上错的不是黄万里教授,而是没有听取黄万里教授意见的决策者。

参考文献:
(1) 黄万里: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水力发电学报》,1993年第3期,收在《黄万里文集》(自印《黄万里文集》2004年版,下 同)第240页至249页;黄万里: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水力发电学报》,1995年第1期,收在《黄万里文集》,第250页至 264页
(2)参见:卢跃刚 :三峡工程答疑录,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日(潘家铮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
(3)齐介仑:潘家铮谈三峡 ——论争、隐患及三峡工程得失, 2008年1月2日潘家铮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齐介仑的采访时的谈话
(4)2007 年8月陆佑楣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答网友问的讲话,参见:陆佑楣:水电与可持续发展,http://www.shp.com.cn/shp/ckjl /zjyzw/webinfo/2007/08/1290493209799613.htm(陆佑楣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三峡总公司总 经理)
(5)吴植 冯国栋: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情况远好于预期,新华网2010年10月25日,http://www.hb.xinhuanet.com/zhuanti/2010-10/25/content_21222648.htm
(6)顾兆农 张志峰:十问三峡工程:独家专访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人民日报,2011年06月1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4874586.html
(7)潘家铮: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1990年7月6日,收在张宿堂和邹爱国:《三峡不是梦》,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69页至211页。
(21)摘自陈赓仪:长江三峡工程百问,第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75页
(9)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1页(林秉南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组长)
(10)长江水利委员会编:三峡工程泥沙研究,第1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武汉,1997年
(11)黄煜龄、梁栖蓉:三峡水库泥沙淤积计算敏感性分析,收在三峡工程设计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016页
(12)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5页
(13) 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三峡工程再评价》,文统图书出版社,台北,1993年;维洛:《再论红线的崩溃——三峡工程移民淹没红线的错误》,华夏 文摘,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Weiluo/kd020418-2.gb.html
(14)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5页
(15)摘自长江水文局:2002年长江泥沙公报
(16)赵纯厚等编:世界大江与大坝,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653页
(17)赵纯厚等编:世界大江与大坝,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719页
(18)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7页
(19)唐日长: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研究,收在三峡工程设计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012页(唐日长是
(20)夏佑新:《走进毛泽东遗物馆》,湘潭大学出版社,湖南,2008年,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9/187573/11402860.html
(21)摘自陈赓仪:长江三峡工程百问,第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78页
(22)唐日长: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研究,收在三峡工程设计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015页(唐日长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成员)
(23)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6页
(24)参见陈赓仪:长江三峡工程百问,第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2,第79页)。
(25)武际可:从流体力学看三门峡和三峡大坝,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472&do=blog&id=347980。
(26)戴定忠:中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收在钱正英主编的中国水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1年,第407页至444页,(戴定忠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成员)
(27)唐日长: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研究,收在三峡工程设计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014页
(28)黄煜龄、梁栖蓉:三峡水库泥沙淤积计算敏感性分析,收在三峡工程设计论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017页
(29)王维洛: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在哪里?,自然之友《通讯》 -> 2005年第三期,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6621
(30)田豆豆 陈丽霞:武大著名水利学家谢鉴衡院士与世长辞,人民网,2011年02月11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3896684.html
(31)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9页
(32)钱正英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转摘自:张广钦、黄万里等: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609/20060907235123.html
(33)王維洛 : 一個小「折騰」 損失三千萬,《觀察》2009年01月09日
(34) 重庆商报:三峡集团董事长否认三峡工程改变重庆气候,2010-10-26。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广晶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175米蓄水 的原定到达时间为2008年,但当2008年到达172.8米的时候,蓄水进程停止。2009年达到的最高水位是171.43米,有一个说法是173米是 水库的一个考验水位,直接影响库区的地质稳定,是否有科学依据?曹广晶答:
时说: 2008年没有到位可以说是出于谨慎的考虑。2008年的中国可谓多灾多难,地质灾害比较频繁,包括年初的冰雪灾害,特别是5月的汶川地震,使人们 对蓄水后可能发生的滑坡和触发地震有很多担心。而蓄水到了170米以后,重庆、湖北等地出现了一些小的滑坡、地震,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暂缓实施蓄水 计划。2009年,则是受制于天然来源不足,上游来水少,下游比较干旱,因此,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令,大坝停止蓄水。 http://news.1####/10/1026/03/6JT264MB00014AED.html
(35)刘紫凌 吴植 冯国栋:三峡工程首次达到175米正常蓄水位,新华社宜昌2010年10月26日电,http://news.####.cn/c/2010-10-26/194921356404.shtml
(36)三峡水库201年5月25日至9月30日的水位,见附件http://wenku.baidu.com/view/ffede95d804d2b160b4ec0cd.html
(37)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三峡工程再评价》,文统图书出版社,台北,1993年;
(38)经济参考报:专家研究表明三峡库区消落带潜伏生态危机,2007年07月13日http://news.####.cn/c/2007-07-13/083213437722.shtml
(39)参见:十问三峡工程:独家专访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人民日报,2011年06月11日
(40)王小妆:汛限水位应提至165米--重庆市长黄奇帆,2010-11-02,http://www.jrdao.com/topic-145738.html
(41)参见龙婧,邓全伦:后三峡”时代:江西上书中央称干旱与大坝有关,时代周报,2011年5月26日
(42)在潘家铮关于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中(1990年7月6日)未提起砾石淤积问题。
(43)长江水利委员会编:三峡工程泥沙研究,第1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武汉,1997年提到:长江上游除悬移质泥沙外,还有卵石和沙砾推移质。在葛洲坝枢纽蓄水前,宜昌站多年卵石输移量为75.8万吨,沙砾输移量为874万吨。
(44)参见张桂林 汤耀国::黄万里预测确否,嘹望杂志,2009年第49期;
(45)林秉南,《工程泥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1页
(46) 比如溪洛渡水库大坝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目标。工程可以减少三峡库区34.1%的入库沙量。参见:中国第二大水电 站——溪洛渡水电站,http://blog.####.cn/s/blog_5a53af350100aopr.html
(47)黄万里: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建?《群言》,1987年第2期,黄万里文集,221页
(48)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三峡工程再评价》,文统图书出版社,台北,1993年
(49)张桂林 汤耀国:未竟的三峡,嘹望杂志,2009年第49期
(50)中国海事网:长江枯水期 货船搁浅阻碍航道,2011年5月4日,http://www.cnss.com.cn/article/66398.html
(51)长江航道局:长江航道局首艘三峡库尾清淤挖泥船开建,2011年6月9日,http://www.hb.xinhuanet.com/cjhdxw/2011-06/09/content_22972807.htm
(52)黄建:三峡梯调中心对寸滩以下水情遥测站改造进行中间检查,长江水文网,2011-7-1,http://www.cjh.com.cn/doc/aa/11-7-1-141335723538157/index.asp
(53)杜俊,师长兴,张守红,张鸾:《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近期输沙变化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第29卷第一期,2010年1月
(54)胡勇, 张晟, 郑坚, 付永川, 叶翠:在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状况及防治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8
(55)(刘飞超:宜昌水土流失治理之路,长江商报2006-11-01)http://news.####.cn/o/2006-11-01/070410376950s.shtml
(56)重庆市发改委制定的《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思路》(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三峡生态经济区总体方案讨论稿),http://www.fl.gov.cn/xxlblr.php?table=ew_news_con_cn&id=2307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 林达

这是我在6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自己 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6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 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 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迹。 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 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 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 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 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 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 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 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 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 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 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 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 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 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 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 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 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 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 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一九五四年 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2004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这两千多万人,与1949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 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 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 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

再 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 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 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 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 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 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 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 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 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 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 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 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 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 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 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 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 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 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 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 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 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 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 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 能成功,还因为1949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 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 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 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 “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 “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 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 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 人”,对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 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 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 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 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 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 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 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 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 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 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 “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 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 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 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 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 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 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 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 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 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 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 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 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 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 束7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 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

“经过做大量的 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 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 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 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

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 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 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 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 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 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有70%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 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 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 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 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 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 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是话写在2004年,6年后2010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60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 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 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 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 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 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 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 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 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 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 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 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 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 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 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 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 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 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 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 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 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 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 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 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 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 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 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 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 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 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 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 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 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 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 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 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 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 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 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原载于《明报月刊》

Thursday, December 2, 2010

茅于轼: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

发表于 2010年12月01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精辟啊!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说出真心话的地方。可是如果把你的真名字显示出来,你还会吗(假设你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挺看不起那些匿名在网上谩骂或慷慨激昂的人。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民众的教育应该是永久的任务。每当看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在那儿胡扯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话题。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Monday, November 29, 2010

查建英:国家公仆(王蒙)

Servant of the State
国家的仆人
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
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还是一位护教者?
BY JIANYING ZHA
作者:查建英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的最后一天,而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荣誉嘉 宾,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长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开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 表演、中国民间艺术的展示以及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76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戴着黑框眼 镜,仪表整洁,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曾经的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 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发展非常快,读者的品味也是,”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 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的评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拿中 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比较:低价,大量,低附加值,没有品牌。很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 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 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博客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老化 的处理品,一个僵化的体制的代言人。
这些谴责让我们想起1990年代王蒙所陷入的争论。1994年,来自南京的年轻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但当说真话变得危险的时候,他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王蒙。
巴金是另一个例子。
王 蒙用一系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坚持说年轻的批评家是在追求名人效应,是红卫兵风格,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声名。但王轻蔑的语调相当刺耳,尤其是当他攻击从 文学教授变成人权活动家的Liu-XB的时候。在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标题中的“黑驹”)是Liu-XB的廉价翻 版,Liu-XB则是前一个十年的“黑马”。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中,他是一个英勇的活动家,后来被监禁一年半。整个 90年代,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之间进进出出。由于身处警察监视之下,被禁止在中国从事教学和出版活动,刘只能为香港或海外的异议杂志写作,被贬抑在边缘化的 异议分子群体中艰难生存。
在文章中,王蒙无情地嘲笑Liu-XB:
大约十年前,文坛出现了一匹黑马;他摆出了一副庄严的姿态,仿佛叱咤风云,可轻易击退千军万马;他高谈阔论在刻薄地提及文革之后,王蒙下结论道:“他曾是一时之雄,但现在又在何方?”
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用他全部的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囚徒犯?很多人觉得,王蒙已经沉沦于人格谋杀。北京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年轻人眼中,王蒙完了。”王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声誉再未能完全恢复。
在中国文化生活中,这是那些几乎相当于地壳滑脱(山崩地裂?)的时刻之一,一条断层线变成了一条鸿沟。王蒙可以被讥讽地刻画成一个献媚的诗人,什么也不是; 他的对手Liu-XB,则作为一位被动的受害者,什么也不是。这种极端的对照提供了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重点是在炫目:这种论断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错的失败者。
我从90年代早期就都认识了他们两人,而且,在王蒙去年在法兰克福的评论引发的怒潮中,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我的失望。王的回复很简洁:“没事。让它去。我没有时间来为这类事情担心,而且我早就习惯了。谢谢。”

两 个月后,2009年12月,某中国法庭判处Liu-XB11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的主要犯罪行为是合作起草了08XX,一份亲民主 的宣言,呼吁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赋予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该文件首批由300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署,包括我在内。后来全球有数千中国人签署。如此重判引起 了国际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什么反应。我再次给他发邮件。这次,没有任何回复。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离开文化部之后不久。尽管他拥有国 家级声誉,我却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在两次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末期左右两极,他都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是中国的部长中唯一一个拒绝参观探望天安门广场上 “英勇的战士在粉碎反革命动乱分子中受伤的英勇战士”的人,这一背叛行为使他失去了政治宠信。然而,由于他采取可能的最谦恭的形式(请病假),这一行为没有为他在反叛者中赢得尊重。强硬派分子和异议者等人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王蒙没有简单的答案。20世纪政治史上最混乱的几十年让他对 混乱有一种坚定的厌恶(逃避?)。
献媚者也曾经是一个反叛者。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父母来自河北省一个闭塞的乡村。3岁的时候,日本侵略中 国,占领了北京。王还记得必须向城门口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卫兵鞠躬的情景。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和日本学习,迷恋现代和西方的所有事物。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一位 梦想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对实际事物和办公室政治却难以应对。随着事业的失败,他的大家庭挣扎于债务和饥饿之中。家庭并不平静:在吵架时, 王蒙寡居的姑姑会把一罐热的绿豆汤泼向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喝醉后会脱裤子,令女人们尴尬不已。
王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曾获得作文和辩论的优胜,随之而来的是学费减免。老师喜欢他。但他偷偷地阅读左派书籍,逐渐被激进思想所吸引。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早期的政治倾向显露于一首第三流的诗中: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很 快,共产党选拔了他。他开始作为一个中学的活动分子工作。党接受他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才14岁。一年后,党占领了中国。“从今天开始,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举国欢腾。人民共和国最初日子的狂喜仍旧是王蒙最亲切的记忆。他为充满激情的游行、阅兵、同志式的集会 和歌声欢欣鼓舞。他惊奇于北京如何能在一周之内将庞大的垃圾清理干净,这曾是古都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他相信革命已经把缠绕父母、令中国落后的腐朽生活方 式彻底清除。
王蒙被派到共青团某区的支部,其时还只有十几岁。他一直喜欢文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一部小说上——用抒情的形象刻画了一群激进的年 轻人,混合着天真革命激情的浪漫史——经过很多次修改之后,这部小说被编辑枪毙掉了。但当他的第一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于1956年发表时引起了 轰动。故事的场景设定在党的某个区委,刻画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干部。跟王蒙自己很像,他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包括各种类型:萎靡不振的、精明的、腐化 堕落的——发生了冲突。在文学本质上仍为党的宣传服务的年代,没有对党的官员的形象进行美化,是很不寻常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们在报纸上谴责王蒙怀有不健康 的怀疑主义和布尔乔亚的伤感。考虑到时代气氛,王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争议,介入进 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毛赞扬王蒙的小说是一部“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毛历来担心革命热情会被官僚主义腐蚀。“我不认识王蒙,但批评他我不服。”毛 谈及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卒,“难道官僚主义在北京不存在?我支持反对官僚主义,王蒙很有文才。”
毛泽东的话不仅送来了最高级政治保护——攻击停止了——也使王蒙声名大振。王蒙似乎时来运转了。他很快与崔瑞芳结婚。崔是王蒙通过共青团的工作认识的年轻女子,王写了很多热情的情书追求她。她比他大一岁,对他的文学才能深信不疑。
政治上的缓和是短暂的。几个月后,毛发起了反右运动。在接连不断的狂热中,50万人被告发,送进劳改营。王蒙的地位过于低微,不值得主席的持续关注。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四年中他在白天从事低级的劳动,晚上参加“自我批评”会。
绝 大多数“右派分子”都跟他一样是党的真正信徒和忠诚者。他们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离婚甚至自杀。王经历了一段濒于崩溃的自我怀疑时期。他说服了自己这 是对他曾经享有的特权的报应,并拼命劳动来以苦力救赎自己。后来他写道,背石头和种树改善了他的健康,从童年时期开始他一直是纤弱的。
1962 年,王蒙被允许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的身边。他和妻子都得以从事教师工作,并且他们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第一次能够共同生活了(在下放期间可以偶尔回家探 望),尽管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王蒙仍然渴望从事写作事业,渴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被发表过,小说被批评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对工人 和农民一无所知,而那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新文学”主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与苏联决裂,不断地整治党内的叛逆者。政治气氛再一次阴云密布。
1963年秋季,王蒙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是中国的穆斯林。他是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但调动也使他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们仅有的物什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旅程花了90个小时。

 “你觉得我们会在那里呆多久?”列车驶出北京的时候,崔瑞芳问道。王蒙回答:“呆几年吧。最多五年。”他们在西部边疆呆了16年。
新 疆适合王蒙。他惊异于那里的美丽:壮丽的覆盖积雪的山脉,多石的沙漠,冲天耸立的白杨树,蓝得像天空一样的湖泊。他被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即使 农民们吃不饱,他们仍会种植玫瑰。他很喜欢当地的主要食物:馕和羊肉,为凄美的维族歌曲而感动,心醉于他们语言中的“和谐韵律”。当他发现自己成为“封 杀”(官方对某个人和他的作品的封禁)的对象时,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维语中,这对于汉族是很罕见的,为他在当地的村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又生了个女 儿,崔和王给她取名为“伊宁”,那是他们居住过的维族城镇。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红卫兵到处抄家,焚烧书 籍,殴打老师,经常有时把他们虐待致死。在伊宁,王蒙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个人信件。但地理距离确实帮了他的忙,运动抵达遥远的边境小城时,激烈程度已大为降 低,王蒙还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一位保护他的年长农民说:“不要怕,老王,任何国家都需要三种人:国王、名妓和诗人。你迟早会回到你的诗人岗位。”
1976 年,随着毛的逝世,文革终于结束。尽管政治氛围仍然不确定,但王蒙开始写他的文章,并让它们流传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风险。1978年的一个下 午,他正在家里包饺子,看到妻子冒雨冲进家里,挥舞着一本刚刚邮寄过来的《人民文学》。“你的小说发表了!”她大喊着进来。王蒙用沾满面粉的双手抓住杂 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不到一年以后,王蒙恢复了党籍,并且,在被搁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得以出版,大受欢迎(后来被 改编成一部受到欢迎的电影)。随后,北京的作家协会来了一纸调令。1979年6月,王蒙全家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大帮维族和汉族朋友来到火车站送行。当火车 开动的时候,崔瑞芳双手掩面,无声泪流。
王蒙从作家协会领取每月的工资,获得了补贴住房。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作和发表。全家搬进了一座嘈杂的 大楼,有一间100平方英尺的房子,走廊里有一个卫生间,外面有一个高音喇叭会在晚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夏天透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他会把衬衫脱掉,只穿着 裤衩,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经过数十年的压抑,写作在中国有一种巨大的渴求。文学杂志喷涌而出。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150万份;其 他主要文学杂志分享着数量巨大的读者群。王蒙用他精巧塑造的纯朴、真诚、在黑暗年代努力挣扎的信徒形象引起了共鸣。他也逐渐变成一位精明的文化官员。作为 一名机敏的演讲家,王蒙能言善辩,并且政治技巧纯熟,他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他推动了更多自由化的政策,但也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保持着热情、恭敬的关 系。1985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小说《活动变人形》(标题指一种玩的时候可以改变形状的日本玩具)出版。它被广泛认为 是王蒙最好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的北京,王蒙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刻画了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小说描述了两对陷入不幸福婚姻的父母, 以及他们的孩子逐渐树立的革命信仰。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为中国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当有人评价说王蒙“是个好人,但当部长没有取得任何成 绩”时,他反驳道:“但我取消了对夜总会的禁令!”王肯定是一个自由派部长。他推动艺术领域更大的开放和多元化,将西方的艺术家例如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引入中国演出,并且尝试鼓励国家资助的企业采取市场化的措施。
然而,1980年代末期的动乱使这些姿态显得苍白无力。文化热正在兴起。“解放思想”是当时党的一条口号,但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接受这一理念的程度远远超过官员们的盘算。他们没有时间理会王蒙的社会向善论。那个时期属于像Liu-XB这样的人。

刘 1955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的知识分子。他在内蒙度过了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毛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送到了那里。刚成年的时候刘是一个不熟练的工人。毛泽东 死后,他到了吉林上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研究,1984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80年代中期,他引起了一场对前一代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刻 薄批判的风潮,指责他们的作品是模仿和平庸之作。有一些更为戏谑的断言是1988年与一家香港杂志进行的访谈中提出的:“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 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变成香港今天这样。”
欣喜地堆积着愤怒,他将孔子称为“庸才”,并且呼吁中国全盘西化。他将作家、 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高行健贬为一个高级模仿者。他宣称中国大陆的作家“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对于像刘这样的反传统 者,文化批评和政治改革是同一场战斗的一部分。
文化热的喧嚣场景与王蒙并不是那么相投,他观察到一种“弥赛亚情结”的现象,即幻想文化和社会的转 变可以通过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觉察到正是同一种幻想激发了中国革命。王蒙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改革的乐观前景及其阵 痛,《坚硬的稀粥》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最高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早饭总是吃稀饭和咸菜的大家庭,爷爷是受人尊敬但是思想开放的家长,他决定把菜单的决定 权交出来。家里用了四十年的老佣人接过了权力,她开始省吃俭用,为了爷爷的健康,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参蜂王浆。随后,紧跟时代潮流的孙子开始提供全西化 的早餐,部分家庭成员偷偷地加了中国的调味品,引起了一些消化问题。很多其他形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尝试,包括民主投票。人们开始各吃各的饭。重孙子去了一家 合资公司工作。知识分子的儿子和他的妻子移居国外。不管如何,最后,他们都回归稀饭的早餐,多么朴素,多么温柔。
在1989年4月中旬的时候,谁 也不能保持温柔的心境了。几年前被迫辞职的党的自由派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之后,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对于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时 刻。当时,Liu-XB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了解到抗议情况后,他立即放弃访问,返回中国。
但当示威继续发展,王蒙感到的不是鼓舞而是害 怕。有一次,他花了7个小时和20岁的女儿谈话,随后陪她去她上的大学,等在校门外面,直到她说服了班上的同学不去参加示威。当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 和埃及之时,情况迅速恶化。6月4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1980年代的一代——理想主义的、纯真的、脆弱的——走到了崩溃的终点。
大屠杀毁灭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脆弱纽带:一部分人放弃了党籍,与当局决裂;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或者被投入监狱。王蒙保持与强硬派之间的距离,但他没有作出退党声明,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在激进派的眼中,他的行为和任何其他畏缩的主政官员并无二致。
他请了病假期间,他在海滨城市烟台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剩余时间,创作情绪化的、隐晦的诗歌,哀悼一个时代的消逝。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式终止了王蒙的部长职务。
像是谁说的,在路线斗争中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与王蒙相识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次跟他谈起过天安门。当时我告诉王蒙外界关于他“软着陆”的评论。他纠正我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做了360度后空翻,双脚落地。'"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笑了起来。
我 们都知道,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惬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中,王蒙一直是调查的对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长们,与他拉开了距离。保守派的出版 物公开批评他。伴随王蒙新受到的打击,强硬派认为他的《坚硬的稀粥》实际上是隐晦地攻击邓小平,邓虽然表面上退居二线,事实上仍是当时的最高权威。
很 难说清这种指控有多么混乱(令人不安)。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射的传统,作家们用寓言来批评高级官员。事实上,文革是直接因为一起疑忌引起的:1965 年,一名党的知识分子写的历史剧被批评是隐晦地攻击毛泽东。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但毛极为重视,他命令报纸谴责这位作者(他最终在监禁中被殴打致死),自发 的狂热逐渐变成全国性质的运动。因此,当对王蒙小说的指控开始甚嚣尘上之时,王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写信给党的主席江泽民;提起了诽谤诉讼;并且,破坏性 地,他公开了一份其强硬派对手——清洗之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新任头头——在王蒙刚担任文化部长时写给他的献媚信,那是当他还是一个新任命的文化部长时对方写 给他的私人献媚信件。
很多自由派为王蒙大声喝彩。但其中不包括Liu-XB。刘后来写道,王蒙在公布信件时没有尊重关于隐私的规则,”因为他认为 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段,但他似乎没有明白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流氓。“这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原则声明,漠然无视王蒙面临的受迫 害风险
“我在封杀中度过了20年,”王蒙对我说,“那是一种可怕的状态。”这次,封杀很短暂。1991年的秋天,王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举行的作家活 动。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政协是政府的政治协商机构。他的福利和补贴被保留下来,像所有按官阶排位的前任官员一样。在被处理期间,王蒙仍旧受到国 家的礼遇,包括他带有院子的住房(后来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书、一辆轿车和司机。
王蒙心怀感激地恢复了全职作家的生活,写小说、短篇故事、批 评、诗歌、评论、报告、自传,甚至翻译了一些约翰.奇佛的小说。在一系列精彩的关于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商业化“的文章中,王蒙雄辩地捍卫了文化的多元 化、市场改革和中国威权传统的终结。他也为一位非常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年轻小说家王朔进行辩护。王朔的”痞子风格“被一些人指责是具有破坏性的。随后就 是Liu-XB的攻击——臭名昭著的”黑马“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强烈的集体抵制。

我初次见到Liu-XB是1991年初,在一家小 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时髦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名热衷 于附庸风雅的白痴。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可能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他批评的矛头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作 用,不是简单的啦啦队长或鼓动者的角色:他为了学生们从广场和平撤离,当真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他可能是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唯一一位出书揭露这场运动——包 括他自己在内的——道德失败的人。与王蒙毫不留情地评论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类似,Liu-XB详细解剖了困扰学生激进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同志们的虚荣心, 自我膨胀,和宗派主义。他对自己也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王蒙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对Liu-XB这样被国家几乎完全压制了的人摆出这种居高临下的不屑?上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朱学勤,当时曾写了一篇关于王蒙的讽刺文章。他告诉我说,他仍然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原谅的。在他看来,王蒙的行为算是落井下石。
这 件事情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十年多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当时主要担心的是经常会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他时刻提防着任何可能把中国带回“极左 路线”的思潮。对于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勇气的看法,他感到特别愤怒: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迫害,甚至被处决或被迫自杀。“你 为什么这么残忍?”他问道。但王蒙同时也责备自己在这些辩论中有点太缺少对于对方的同情。
王蒙在九十年代中最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是四个相互联系的 小说,他称之为“季节”系列,其中最后一部完成于2000年。它们构成了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虚构编年史。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 颇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让位给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党实施了不争论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媒体严密地捂紧盖子。随着大众转向 积累财富的买卖——正如邓小平所说,“致富光荣”——文学期刊发现自己的读者群不断萎缩。一种充满活力的,不断被引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流行文化正在崛起 ——这进一步消弱了大众对于严肃小说的兴趣。但是,即使在文学圈内,“季节”系列也没得到什么赞扬。评论家们抱怨说,王蒙的叙事风格,已从鼎盛时期的动感 与机智,变成饶舌与卖弄。他的语言缺乏精致与内敛。他的描写满是夸张的形容词和成语的堆砌,成为混沌的流水账。
有一次,我与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 时候,她提到“季节”里的某一部小说,问我觉得如何。我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本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无法读完它。王蒙很快岔开了话 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他明显觉得这些小说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人理解。他认为,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充满坦率和同情地写起过中国革命的经历。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否是一部由于主流评论界改变风向而失宠的重要文学作品,下面节选自书中提到毛泽东的一长段文字可以算是一点样本,:
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的狂欢,是毛泽东的诗化狂想曲。 。 。。它是一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先锋派思想的狂欢节。它也是一场意志力、概念和语言的狂欢节,是为了搜寻一点新意而创造的历史。。 。
。 毛泽东让年轻人短时间把他们自己解放到极致,摆脱所有束缚和规距。它令所有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感到兴奋。它是有一点残忍。可是,难道那些服从和僵化对于生命 和青春来说不残忍吗?文革的确是彻底地激动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柏林墙会被西德红卫兵的海报所覆盖,为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成立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为什 么法国文化部长兼作家马尔罗会十分钦佩毛泽东,以及很多年后,为什么遍布世界的拳击迷会通过电视直播看到泰森在他的胳臂上纹上了毛泽东画像。
撇开 散文的雕饰不说,读者对于文革只是“有一点残忍”的说法会怎么想?一位以简洁风格而著称的当代中国优秀小说家曾经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希特勒”,他远 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尽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是与毛泽东绑在一起的,对他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也仍然被禁止,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暴 君,他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即使在美学意义上,毛泽东也已被广泛谴责:评论家们认为他对于破坏优雅精致的普通话,代之以粗暴刺耳的口号负有责 任。有人认为,在共产党统治几十年后,毛文体已严重污染了中文写作。
这种争论是有后续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在有关毛泽东遗 产的争论中,哪种解释可以占到上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节”系列明确表明的那样,王蒙对毛的评价远远不到谴责的程度。“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毛泽 东, 过于简单化了,”王告诉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的好事和坏事都取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一个政治和文学天才。你了解他的诗词和书法。而且我认为 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没有占领香港,尽管当时他大概派一个旅就能办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和苏联决裂。因此,他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开的 窗口,使中国跳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你要谈毛泽东的暴行?如果你还记得所有在中国衙门里的酷刑折磨,历代的那些凌迟处死的话,那么,你清楚他前面肯定 有很多的先辈!不过,现在还不到真正讨论毛泽东的时候。“
其他作家对于王蒙不愿谴责毛泽东这件事,有着各种解释。朱学勤说:“毛泽东曾经帮助过王 蒙。王蒙有感激之心,这很正常。然而,在考察了毛泽东的好和坏之后,最终应该摈弃他才对。王蒙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于算计。“其他人则 认为其原因是和年代有关。“在王蒙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来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告诉我。“他们往往可以对自己亲 生父亲非常严苛,但绝对忠于其精神之父。王蒙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这样说,因为如今在知识分子中,谴责毛泽东是相当时髦的事情。他那是真正的忠 诚。“
有一次,王蒙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是否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王蒙呵呵笑着说,“洗脑?你认为有人能取出我的大脑,并给它洗一 洗?“他接着解释说,是他选择了去接受革命和共产主义。然后,他引用了北岛的一个著名诗句:“我不相信!”“那么,”王蒙在屏幕上脸色凝重,声音略有上升 地说道。“我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我们相信!”
北岛是我这一代人的艾伦·金斯堡。我们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文革之中。他早期的诗歌主 题——异化,怀疑,通过浪漫的爱情实现个人救赎——涉及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所有基调——从毛主席的红孩子到伤心失望的成年人。但是,看到王蒙捍卫他这一代 人的尊严和他们所选择的信仰,我很受感动。从王蒙的誓言里,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也仅是愿意修改,但不肯放弃他的信念。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王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已经为自己的青春狂热承担了个人责任。中国人在写到毛泽东的清洗运动时,往往是描绘无辜受害者的痛苦。但王蒙则一针 见血地描述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积极参加了运动。这样不留情的书写体现着诚实和勇气。然而,为什么他仍还要重树这个带来如此多破坏和 妄想的信仰呢?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王蒙在北京的三联咖啡馆里一起喝茶,当时他在那里刚刚做完新书签售。身着深色休闲裤和一件带有 中式衣领的黑色外套,王蒙显得既机警又放松。我提起外界对他不断的批评,说他为中国政府做辩护。“丘吉尔曾经说过,'我支持民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而 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更糟,'”王蒙笑着答道。“我对中共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变得更糟。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 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如果由你来治理中国,不出三天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你也会丢掉脑袋。'所以,我不是在谈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其必然 性。让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访问北川的情况“——那里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我站在那里看着废墟,心惊胆颤,它绝对可怕!专家告诉我说,这样的大地 震是由地下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运动所造成的。因此,当它终于爆发时,肯定是天摇地动。”他呷了一小口茶,紧紧地盯着我。“你懂我的意思么?这 跟中国的革命是一样的。”大饥荒,文革,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红卫兵'狂热,这些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种种,对他来说,都是地球母亲不可避免的爆发:虽然 可悲但也是某种壮观。
“如果当初共产党没有胜利,”我坚持道,“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可能会少受些苦呢?”
王并不承认对此后悔;他认为那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历来都是通过暴力的,”他说。“最令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和革命!”
我指出,尽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旧中国的社会和道德弊病——腐败和不平等——至今依然存在。
 “是的,它们仍然存在,对吧?”他皱着眉头说。然后,他叹了口气。“建英,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对这些'假如'的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革命结果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被另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夺去,而其他的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革命呢?
这 次谈话让我想起王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的主角姓黄,大概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黄是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他见到了老朋 友,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女士。由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恐怖难以忘怀,因此一直坚持想要与黄进行“深入讨论”。黄在头脑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回答:“那些被恐怖吓 破了胆的人,请你们走开。历史将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它前进的步伐。
。 。 。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你有权利感到沮丧。但我没有权利感到沮丧,因为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话虽如此,黄却对这次可能的谈话感到不安,于是安排了一次旅行,最终避开了见她。
 “我 是中国今天的主人”:王蒙从来不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作为这个新中国的一名精英份子的自豪和责任。革命已经结束,破坏的热情已消失,党已 经朝着建设性的道路转向。为什么不能积极向前看呢?正如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布礼》中,主人公充满感情所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 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去年夏天,我与王蒙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九天的新疆之行。这次活动由中 国作家协会主办。当地的作协为王蒙以前关于新疆的作品举办一次纪念活动,并给作家们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从基层收集新鲜的素材。王蒙所写的关于维吾尔族生活 的小说,是一系列契诃夫风格的短篇,用简单而现实主义的语言写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是最感人的。它们没有冗长的叙述,而是专注于普通生活的细节,以及大自 然感性之美;其基调是在悲剧中带着温和的喜感和黑色幽默。读完它们,你可以感觉到王蒙对维吾尔文化及其人民有着真诚的尊重。鉴于他现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我 不免怀疑他与他们的这份联系还剩下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很是大开眼界。自始至终,我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住在四星级酒店, 享用着一顿顿的美酒佳肴,听取当地官员的讲话,观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区文化节。不论我们去哪里,当地官员和导游都陪同在左右。我们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在街上 逛逛,或自己去见见当地人民。行程快要结束时,我和另外两位作家决定自己到维吾尔族聚居区转转。两小时后,当地导游焦急地找到我们,并数落起来。“你们会 迷路的,”她说,“或者在小巷里被人扎伤!”每当我问起汉-维冲突的问题时,我们的东道主都会置之不理,直接换个话题。当我们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 时,警车会一路护送。
当我们到达王蒙七十年代所住的维吾尔族村落巴彦岱后,一群记者围了上来,跟着他寸步不离。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走过来,把脸埋在 王蒙的肩头开始抽泣。他是前任村长,和王蒙相识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两人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然而现场林立的电视摄像机和晃眼的摄影灯光,以及大量的围观人 群,让这个场面几乎有了超现实的味道。
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无意间听到了王蒙与新疆地区政府主席用维吾尔语交谈,并评论说,王蒙听起来象“一个不 同的王蒙。”维吾尔族官员回答说:“噢,这才是真正的王蒙,从巴彦岱出来的那个!”后来,王蒙把这段话转述给挤满了会议厅听他讲话的听众。那些人大部分是 维吾尔族。他谈到了在中国,某些时候即使你想成为真正的自我都做不到。他越讲越动感情,并开始在空中挥舞起手臂。“的确,说维吾尔语的王蒙才是真正的王 蒙!而真正的王蒙永远属于巴彦岱,属于新疆!“他几乎是在喊了。维吾尔族听众的掌声热烈而又持久。
尽管王蒙已经有了名气和地位,但维吾尔人在跟他 交流时仍然还是真情流露与发自肺腑:他们拉住他,拥抱他,哭着,笑着,跟他用飞快的维吾尔族语交谈。一天,在喀什附近某个广场上举办了一个俗气的“民间” 庆典。一名维吾尔族男孩跳着舞向王蒙走来,他后面跟着一队身着鲜艳服装的歌手和舞蹈演员。王蒙也随之开始跳舞,按维吾尔人的风格,摆动起双臂和肢体,双脚 踏着完美的节拍。那个男孩兴奋异常;人群中响起疯狂的欢呼。一次例行的做作,演化成了真正的欢乐之际(时刻?)。
但是这样的时刻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每天各种空洞堂皇的讲话。我常常想知道王蒙对于我们这次巡游的奢侈和造作到底有什么真实感想。
7 月5日,就在我们离开新疆几个小时后,现实暴露了出来。该地区的首府发生了骚乱,起因是在中国南部的一场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的群殴事件。到骚乱结束时, 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由于族群关系恶化,政府派遣大量部队进入该地区巡逻。王蒙对此事保持了缄默。
十月份,中国媒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期间王蒙在几个脱口秀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场。有一次,他说起自己与维吾尔人密切的个人联系,讲了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故 事,比如他曾和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坐在公路边,用自行车铃盖当杯子,分享了一瓶白酒。他的语气既热情,也自嘲,还有些怀旧。他所表达的是民族团结和汉维友 谊。但他也清楚国家媒体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界限。他没有提及骚乱的事情。
王的实用主义让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那次他的精神颇为低落。“中国 很可怜——任何领导人只要一谈民主,就会失去权力。”他告诉我。“人均GDP仍然非常微不足道,整个国家就是一只纸老虎。稍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感到紧张。 “他补充说:“如果中国能够再有二十年时间的和平发展,那么情况会有所不同。可是眼下?“他叹了口气。“不过,至少看来我们是不会再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一 方面,这位兼容并包者还梦想着社会转型。另一方面,那位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对于兼容并包的厌恶也越来越少了。我与王蒙在三联咖啡厅喝茶之前一年,我参加了 Liu-XB为欢迎我哥哥查建国而举行的晚宴。建国此前因为推进民主活动而被判服刑九年,当时刚刚出狱。在他出狱后的几个月里,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两个警 察一刻不停地跟着他。建国毫不退缩,直言无忌地谈起鼓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计划。在晚宴上,Liu-XB对建国的热情进行了降温,而且后来让我提醒建国不 要期望过高。他引用了一个经典的诗句:“不要‘一览众山小’!”回想起王蒙把Liu-XB形容成桀骜不驯的黑马形像,我忍不住笑了。
与以前将温和 等同于投降,将礼貌等同于奴性的火爆脾气相比,Liu-XB已经变得成熟了。即使在他征求零八宪章签名时,对那些拒绝签名的人他也能保持亲切态度。上海的 一位学者告诉我,由于不愿影响到自己正在建立的奖学基金,他决定不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当得知此事之后,Liu-XB告诉他,他完全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一 个人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俯首默许或坚决反对,是否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呢?王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据最中 心的位置。而这也是关于他的争论中心。与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强调其自身的独立精神不同,王蒙并不试图把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来不是我身外的客体,”他曾这样写道。“当你喝的水和你吃的食物,所有一切都来自'国家'时,甚至当你拉的屎都需要由政府的卫生部门处理时,你怎么能吹嘘 说自己跟它有距离呢?”
王蒙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乐观,还有他所宣称的对党的忠诚(以及温和的批评),使得国家变得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 如此有争议的人物的原因。《开放》杂志(一份公开反对中共的香港月刊)的编辑金钟说,王蒙让他感觉很像周恩来——周是毛泽东忠诚而顺从的国家总理:“周恩 来是受到中国人民爱戴的人物,因为他个性富有魅力。但他从没挑战过毛泽东,从本质上说,他只是在为邪恶服务而已。”现在住在美国的一名中国诗人张尔 (ZhangEr)说:“中国仍然是主奴文化:一个主人高高在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她用到的“奴才”这个词,也可 以理解为“当奴隶的材料。”她用这个贬义词是经过斟酌考虑的。她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精英人才为皇家尽忠服务的传统中,王蒙就是一个当代的范例。
有 些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则更加温和一些。其中一人曾告诉我:“如果你从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官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 中庸之道。”这是儒家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避免极端化,把天下所有事物都合理对待,以取得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 然王蒙和Liu-XB看似对立,但他们所参与的,其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Liu-XB从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经进化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领军人 物:他仍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也承认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偶尔会表现出的宽容。他在自己的审判结束时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在去年二 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政治改革应该“渐进,和平,有序,可控”,“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而王蒙——往往从体制内部——也一 直灵活与持久地呼吁开放和宽容,他的职业和文学生涯中贯穿着与强硬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两人都走向中间立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目前的状态。
 “中 庸之道”: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过把中国的“封建传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各种激进尝试,但是儒学以其对于德政,向善与社会和谐的强调,正在这里复 兴。在流行的电视节目百家论坛上,在大量有关儒家和道家的畅销书中,以及在学童和成人阅读古文的时尚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它还体现在政府的新口号“构 建和谐社会”当中,体现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发言中引经据典的嗜好中,也体现在由国家资助孔子学院在各国的不断成立中。因此,当代的官场文化——官僚体 系,权力阶层,戏剧性的铿锵言论——代表着旧日帝王之道的回归。王蒙自己的思维与才干,显然是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
孔子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 者,而王蒙本人也没有显出放缓周游的迹象。九月份,在Liu-XB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前的两个星期,王蒙在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做了一次演讲。他在到那里 之前曾惋惜地跟我说起,在1989年之后,中美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如何之少。——据他说,甚至比中美军界之间的对话还少。他自己用英文准备了讲稿,希望发言 能够跨越鸿沟。在哈佛,他讲述了自己凄惨的童年,以及他在青年时期参与中国革命的经历。他讲起了自己的孙子十四岁时,他们爷俩之间的一次谈话。——他本人 当年就是在这个年龄加入共产党的。他批评孙子花了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孩子回答说:“可怜的爷爷,我敢肯定你还是个孩子时,肯定没有什么玩具。如果你的童 年没有玩具,那么你只有参加革命了——除此以外你还能有什么可做的呢?”
王蒙笑着说:“我想也许他是对的。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一 样。我无法想象,我的孙子辈将复制我的人生之路。但我坚信,世界上的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和好书。否则,年轻人都有权参加革命, 推翻那个毫无用处的政府。”听众们大声鼓起掌来。但是他还没有说完。他脱离了讲稿,说道:“我多次提到了过去,这让我想起芭芭拉·史翠珊的歌《往日情 怀》(The way we were)。”听众们笑了起来。他随即说出那首歌里的著名歌词:“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来一遍,告诉我,我们还愿意吗?我们还能做到吗?”他清醒地继续说道: “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有机会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而且能够象我以前做过的那样。”
然后,就像一位老派的、知书达礼的使者那样,他向所有在座者保 证他愿做他们的朋友。这让人不忍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悔。王蒙就像他笔下的许多主角那样,确实令人想起具有儒家素养的优秀官员的形象:忠君爱国,同情百姓,鞠 躬尽瘁,致力于完善现有体制,而非改变它。正如所有那些为伟大的权力和文化中心而献身服务的人一样,他的成就与妥协,也必将被众人评说。

Monday, October 5, 2009

从新中国十一庆祝之后的网上评论想到的

1.比较赞同新中国的说法。很难说中国只有60岁的说法。
2.比较赞成阅兵。至于说展示的军威是对外还是对内的争论觉得有点无聊。
3.戒严是免不了的,起码在中国。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今后还会有。
4.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句很振奋人心的话,可在毛的统治下,很难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应该说中国站起来了,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进一步想,什么叫"站起来了"?
5.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什么是"解放思想"?感觉上是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反正肯定要从"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下一步是不是要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
7.中国政府目前威信特别高。其实是基于满足民众生活水平在这十几年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真的也就十几年,我出国时工资不过几百元),如果这个前提不再,我们会看到怎样的情景呢?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09

有关最低工资法的一点断想

这是在网上的一篇文章。有些话不吐不快。好在这哥们不是经济学家(可好多经济学家也是极力反对最低工资法啊!)也不是政府官员,心里好受一点。

2000年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虽然已经有18岁,但并没有什么文凭,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因而非常难找工作。身上本来只有100来块钱,白 天找工作被职业介绍所骗走30块,剩下的60多块钱,也在晚上被小偷偷走了。我刚到广州一天,就变成了真正的穷光蛋。而广州对我来说是一座非常陌生的城 市,没有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家人。情况最坏,肚子最饿的时候,我甚至想能不能加入当地的黑团伙,和他们一起去干偷偷抢抢的勾当。当时整天在火车站周围 逛,能看到许多这样的人。

但我没走到这一步,许多和我一样身无分文的人也没有走到这一步。这得益于当时实际上比较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我在广州只流浪了七八天,就找到了一个 工作。是在一个洗车场洗车,又脏又累,但有很简单的工作,只要愿吃苦就能做。月工资是250块。这样的工作,在那些“天子骄子”大学生、公务员和普通都市 白领看来,是极其糟糕,不可接受的。

但我清楚记得,找到工作的几个月之内,每当走上广州街头,我都可以昂头挺胸的,感觉非常好,因为见到本地人的白眼,我都可以告诉自己:我是有工作的!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直到许多年过去,那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么一个又累又脏工资又低的工作,怎么能给人以满足感、自豪感呢?因为这是对比出来的。这份工作虽然辛苦,收入低,但我毕竟每天都有饭吃了,不用吃 完上顿愁下顿了;晚上有个地方睡觉了——虽然是和许多工友挤在一个小地方,但总算不用趟街头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况且不到三天,就能跟工友借到钱,给家 里人报平安,说自己已经有了落脚的地方,还能和村里的朋友吹牛自己总有一天会出头的。想到月底还会有一笔钱拿,真的从心底感到高兴。

我能体验到这些幸福,皆因我流浪了七八天,饿了七八天,在街头露宿了七八天,被人当乞丐送白眼了七八天。而这样的人,在街上不止我一个,有许多,每 天都会产生许许多多。他们和我一样,家境贫寒,出门不大可能带太多的钱,而这点钱,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很容易就被无良中介骗走或在街头被偷走。而他 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会像我一样,在流浪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找到一份可以让自己安稳下来的工作。

我在广州的那家洗车场就是如此。我到后不久,就又有很多新的同事加入进来。为什么这么一个洗车场,人员流动这么大呢?因为洗车这个行业,有很简单、 有力气有耐心就能干的工作(比如拖地、刷轮胎、搽车身),也有很细致、需要多加钻研才能干好的工作(比如打蜡、补胎、贴防爆膜)。而人都有进取之心,几乎 所有的工友,都进来一段时间,就要主动去学一门简单的手艺,学到手之后,要么老板加工资,要么跳槽到别的洗车场去。

我在广州、深圳两地洗车多年,收入就不断上涨。月薪从最初的250块到400块、450块、600块,800块,直到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块。别的工 友,有类似经历。我上个月刚和以前的一位工友吃过一顿饭,他以前和我一起洗车,而现在他是一位汽车修理工,收入比以前多多了。而这些修理技能,都是在工作 中学回来的。

很显然,是宽松自由的就业环境给许多底层人员打开了进入城市谋生的大门。2000年左右,广州名义上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500块左右,假如当地政 府严格执行这些标准,那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不仅在老板看来,而且从实际情况看,许多人所拥有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就不值500块。

若认为严格执法,老板最终会被迫给所有工人支付至少500块的月工资,那肯定会适得其反。因为劳动力上涨了,洗车费就得涨,洗车费上涨,洗车的人必 定减少。这样,是有一部分工人的收入会在一开始就有500以上,但更多的人,会连250块的收入都没有。因为在这样的价位上,没有那么多人去洗车,老板也 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

反观任由工人与老板约定工资数额,倒是真正有利于工人、老板双方的。认为工人天然处于弱势一方,无法和老板谈判,那是一种误解。否则工人们的工资怎 么会从250涨到400、600?这显然不是因为最低工资法,也不是因为老板突然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技能上升了,他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了。

是为了防止工人跳槽出去,是为了吸引工人跳槽过来,老板们才提高工资的。记住,和工人竞争的不是老板,而是其他工人——看谁更勤快、工作技能更熟 练,也看谁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而老板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工人,而是其他老板,他们竞争的是,看谁更能准确判断市场,为工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更高 的工资。

今天回想起来,我得庆幸2000年的广州没有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否则,我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很可能继续被饥饿折磨,我很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铤 而走险,去干偷鸡摸狗的事。所以,我请求那些为底层朋友横眉竖目的人们,先冷静下来想想,真正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是否真的有利于他们?

点评:从老板的角度说,如果可以只给洗车工100元就可以雇到员工,他们一定不会出101元的。老板和雇员从本质上在工资这块就是对立的。我特同意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

那么极端的说,雇个1元的洗车工老板最高兴了,没错,可惜雇不到,因为没人干。这就是文中提到的市场问题,因为有人会出更高的价格。其实反对最低工资法的人最主要的依据就在这里--工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这是一个特冠冕堂皇的理由。

可惜很多人都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应该是充分公平的。可惜即便是比较发达的西方社会无论是市场还是人权,都很难说是充分公平的,更何况当下的中国。

如果不承认在当今的中国打工者处于弱势,特别是打工者也不这么认为,我无话可说。


如果我们一定要回到经济理论的层面,我们不难有这样的考量:供求决定商品价格。当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就要下跌,再严重点,商品就会积压卖不出去,此所谓“萧条”。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当然也满足这个所谓“规律”,如果需求不足,劳动力价格就要下跌,再严重下去,则劳动力就卖不出去,这就是失业。 但从这原理中,并不能导出商品价格下跌能带动需求回升、使得供求关系恢复平衡的结论来,因为人是绝对不会去购买毫无用处还得不断追加投入的商品的! 劳动力价格下跌的原因,无非是总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萧条,企业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家为了避免“工 资照发,资本家拿负数工人拿正数”,只好裁员,结果便是劳动力供大于求,造成劳动力价格下跌。但这并不能刺激资本家去招募便宜劳力,那道理很简单:需求不 足,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得越多就越亏,去花钱招募更多工人来干什么?此时劳动力作为商品,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资本家怎么还会去买?

是不是有点绕?我只是想说,该作者举的月工资是250块而不是500元的例子并不恰当。


我其实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那些坐在办公室的看上去道貌岸然的,真值那么多钱吗?真的别人就干不了吗?想起我们插队那会儿,和当地青年打牌,他们从不会让我们耍,到和我们平起平坐,再到耍我们那些智力不那么够的。再想到我上大学时遇到的那些极其聪明的来自农村的同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机会的问题。在中国,你要是生在农村,老实说,你就是倒霉。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这样的话: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其实,即便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象美国,人也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只是这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


扯远了。

最近和朋友聊天儿,常谈到工会问题。主要是底特律汽车工人工会差不多把美国汽车工业搞垮的事实。其实在美国的工作的中国人,大多都希望在工会的保护下(因为大多还是普通的打工者),特别是到中年后,我们多半是图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但什么事都是有个尺度问题。象汽车工会这样的就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了。


再次重申,我坚决支持最低工资的法律。想想让洗车的人多花点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吧!说不定对促进内需还能起些作用呢?:-)


Friday, May 29, 2009

转贴:艾未未博客被封

贴上这些,估计中国就得封了。不过,还是应该贴。

艾未未博客被封
赤贫的石头 @ 2009-5-29 1:01 评论(16)

艾未未的新浪、搜狐、网易博客均被关闭。

他最后的博文应该是:

准备好了 09.05.28

发件人:地震汶川

时 间:2009年5月28日(星期四) 下午2:19

收件人:地震汶川

“小心啊!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是别人可能获得、我可以奉献的全部。在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犹豫,不会含糊的。

如果有什么可以留恋,那就是生命带来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人平等的游戏,还有随之而来的幻想和自由。来自任何权利、任何方式的威胁,我都视作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威胁,是对生的可能性的威胁。我要学会面对。放心,我学得很快,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不久前失去生的权利的那些孩子,他们的群体死亡,帮助我理解了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含义。

拒绝犬儒,拒绝合作,拒绝恐吓,拒绝喝茶,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的。还是那句话,不要再来找我,我不会合作,如果非要来,就带上你们的刑具吧。



09.05.29,2:10更新:经网友“农民狂喜”提供,艾未未博客最后的文章是:

艾未未:不要对我有幻想 (09.05.28)

大概是什么日子要到了,这两天有点忙。尽把自己人往公/安/局里送,又误会了。

前天两次打110报警,把没有带警证的国/保/警/官送进了公/安/局。 今天,又三次打110报警,把跟踪我的两个便衣警察送进了公/安/局。

总结一下,一是上述所涉及的国/保也好,公/安/也好,便衣也好,110出警也好,局里的干警也好,我的行为不是针对你们个人的,就像你们的行为也不是针对我一样,如果我的过失伤害了你们的自尊,我诚挚向你们道歉,误会了。

你们只是执行公务,不管是何种公务,只要是为了生存,就多少可以理解。

要说明的是,我作为一个人,必须维护我的权利,谁也不要逼我。

删博客我忍了,窃听电话我忍了,监视住址我忍了。

可是你们闯到家里来,当着76岁的老妈想威胁我,我没法忍。便衣秘密尾随跟踪,威胁我的生命安全,我没法忍。你们不懂/人/权,多少也知道宪法吧?你们要听清楚的是:

一、天下是你们的,做事要光明正大。

二、执法一定要守法,要带警证,两天中有五位警员不带警证,两位冒充“公民”。尊重你的职业,在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职业之前。

三、公民不都是软柿子,今天好惹明天不一定好惹。不要吃着拿着还翻脸不认人。

四、不要找我谈话。找别人谈话的经验用在我这不合适,要注意多学习,多上网。

五、程序要清晰,避免被动。以往的经验不好使,要充分吸取上海闸北分局的深刻教训。

六、110出警及时,接话生口齿清晰,有教养,在此表扬,我都爱上你们了。你们留有我的电话,可以私下接触。

七、女警都比男警好,不会是我的弱点又犯了吧。我的世界是倾斜的。

八、还是那句话,这只是你的工作,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因为执法不当,丢了工作是小事,损害了党的形象,国家的品质就不好了。

九、再,不要对我有幻想。

十、待续。。。

我的周末 7/31 - 8/2/2026

星期五 早起跑步。5+ Miles。气温不是很高,但非常潮湿,跑起来有点挣扎。 收拾菜园。每年夏天,我们的黄瓜是吃不完要送人的,黄瓜自由了啊!今年豇豆,西红柿和豆角应该都不错,大概也会吃不了。 茭白盆里孑孓不少,放了条草金鱼,原来想放一两天就捞回来,结果看半天找不着了。死了也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