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没看全，因为不想继续看下去了。他尽可以忏悔，我却不想宽恕，因为我仍然不能确定，如果再有同样的环境出现，他(或象他一类的人)是否还会做出将来要忏悔的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骨气的太少--我也一样(如果我还能算上个知识分子的话)，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在严酷的环境中，我99%的可能会"叛变"--有良知的也不多(得罪了！)。
无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环境中。是不是该对我们的人宽容一些呢？
在巴金去世的时候说这些话似乎有点不厚道，只是这是我很早就有的想法。
本来想多写一点，在网上发现有人东西收的比较全，我就别费劲了(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
摘录部分:
。。。文化界对巴金的悼念，颇有无限拔高的“造神”味道。几乎所有参与悼念巴金的文坛名流们，都高调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几乎无人肯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这种无限拔高的悼念，大都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就巴金的文学成就而言，他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我这代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学过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所谓的“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老（舍）、曹（禺）——之评价，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个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中共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的产物。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他死于1936年，不可能陷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泥潭，也不可能被逼无奈地写检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或被游街批斗、或蹲牛棚、或下大狱、或被打死、或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杀。换言之，鲁迅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尽管他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地位，变成戏子之间相互混抡的打人棍子，但那不是鲁迅本身的过错，而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当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50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 “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1955年5月 27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权十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但巴金的效忠并没有让他免去所有灾难，横扫一切的文革也落在巴金一家头上。当老舍先生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选择自我了断之时，巴金一家也遭到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冲击。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居然不敢管。巴金、他的两个妹妹和女儿李小林一起被关在厕所里；后来，巴金又被赶进牛棚和挨批斗，他在五七干校里写自我作践的检查，还揭发和批判自己的同仁。妻子萧珊在文革中病故，巴金也没能为她送行。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巴金写出《随想录》，提倡“说真话”和“忏悔精神”，自我解剖“由人变兽”的过程；胡风平反后，巴金无颜见胡风，并在《随想录》中向胡风等人忏悔；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总结历史教训、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特别是巴金的自我忏悔，在当时文坛的一片诉苦声中，的确极为罕见的良知发现，曾一度让人们看到了1949年前巴金的模糊影子。但也必须看到，他的讲真话和忏悔是有界限的，即只在中共当局划定的范围内。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他也是在胡风等人平反后才表示忏悔，但在八十年代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大屠杀及整个90年代的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无怪乎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质问道：“ 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
也就是说，巴金的后半生，懦弱多于良知，假话多于真话。如果说，1949年前那位发出“我控诉”呐喊的独立作家巴金，是一代苦闷青年的代言人；那么，1949年后，独立作家巴金死了，剩下的不过是“御用文人”加“政治花瓶”的巴金。。。。
。所以现在多是采取综合概率预报，方法各种各样，有好有坏，这里不细谈。我只是想说，地震预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你家今天老鼠乱窜
，你就宣布，地震要来了，我估计没什么人理你。在该书中提到的若干证据，实际上和我上面说的例子很相似，只是没那么荒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