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21, 2020

周濂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2019

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书。我们通常会觉的哲学书会很枯燥无味,但这本书非常好读,特别是前半部分。我想如果我年青时读这本书的话,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走的路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可是年青时没时间想这么抽象的问题啊!)。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

我会再找几本哲学书看看,包括陈嘉映的。很有趣!

 

“哲学始于惊奇,有惊奇就意味着有不解,有不解就要求理解。有人会问,理解了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理解的确不会怎么样,理解本身就是最大的馈赠!”

“作为一种职业,哲学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学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实践的。”

“现在,我暂时给你们提供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所谓哲学(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的意思。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中是由philia和sophia这两个词组成的,sophia的意思是智慧,philia在古希腊文里是友爱的意思,相比于宗教意义上的博爱,以及男欢女爱的情爱,友爱的最大特点就是温和而理性,也就是说,哲学家在对待智慧的时候,是一种彼此尊重和欣赏、温和且理性的热爱。这种爱不以占有为目的,而是以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为目的。这也意味着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从来不会妄自尊大地认为占有了智慧,哲学家只是一个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热爱智慧的人,一旦有人宣称自己占有了智慧,掌握了宇宙真理,这样的人要么是先知,要么就是骗子。”

“对于一个论点,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对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能够讲述出自己形成这个判断的经过。只有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才可能和他进行谈判、交涉。无法与之交涉的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意见十分确信而“不愿做出让步”,而是因为不能讲述出自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不愿做出让步”。”

“如果让分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蛋糕,他一定会把蛋糕切得非常均匀。在政治哲学中,这种分配思路被称为“完美的程序正义”。它要满足两个形式条件:1.关于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2.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程序来得到这个结果。各位可以想一想,它还预设了什么样的前提?没错,它预设了参与分配的人是理性自利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得到更多。”

“所谓“运气”,指的是任意性与偶然性。出门在外,我们都会祈祷身体健康、旅途平安,可事到临头仍然会出各种乱子。”

“与“运气”相反的词是“命运”,指的是既定的秩序与必然的法则。运气和命运这两个词看似对立,但是从人类幸福的角度出发,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否定了人类行为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不论宇宙的发展是预先决定的,还是混乱无序地展开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幸福——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既然在运气和命运面前,人类无能为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装聋作哑,得过且过。”

 “人类的幸福究竟取决于我们自己,还是取决于运气、命运或者神的安排?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重温德尔菲神庙上最著名的三条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以及“生存与毁灭就在一瞬间”。其中,第一条箴言宣告了人类终其一生的命题;第二条箴言告诫人类要克服本性上的僭越冲动,始终恪守在永恒固定的界限之内;第三条箴言则再次重申了《僭主俄狄浦斯》中“第四合唱歌”中的警示:
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作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失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有位古希腊哲人曾经说过,在做完哲学演讲之后,如果下面的听众对我热烈鼓掌,我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好的哲学著作和好的哲学课堂就是这样,在结束的时候,听众的表情应该是满腹狐疑和神色不定的,这种若有所思、似有所得的感觉,才是哲学思考(philosophizing)的感觉。”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无人有意作恶”做出解释。
首先,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会是谁?普通人一定会说,那肯定是别人啊。可是苏格拉底却认为,一个人作恶,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因为他让自己变坏了。如果一个人作恶而且还逃避了惩罚,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他的兽性部分非但没有得到压制,反而更加嚣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无人有意作恶”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避害”、“趋善避恶”的。烟民们在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不正是在强调这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有害的事情吗?
其次,苏格拉底认为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智者派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是在混淆是非善恶,这是意见,不是知识。哲学家要寻找善恶是非的知识,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它们[…]”

“事实上,哲学是一门危险的行当。从观念的意义上说,哲学家不属于任何共同体,哲学家的本性是求真,他必须质疑一切既有的观念,把它们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这与宗教要求的虔敬,政治要求的服从,可以说格格不入。个性乖张的人,会因为有了哲学的加持,愈发傲慢骄狂。所以我总是这么认为,哲学家最大的德性不在于质疑,而在于知道何时停止质疑。也就是说,保持智识上的节制,这才是哲人的德性。”

“没错,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对于有朽的人类来说,死亡是人生唯一确定的一件事,可恰恰是这个唯一确定的事情,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

“由于苏格拉底之死,由于柏拉图以及众多哲人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民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背负着骂名,被世人视为一个坏东西。民主制之所以这么不招人待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一直不死心,一直想要追求至善的政体,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直到各种实验都以惨败告终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民主虽然是个坏东西,但它却是坏中最不坏的那个东西。”

“这首先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就像我在第2讲中问过的那个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头终日快乐的猪,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
其次,这也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但是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的社会,还是一个有自由,同时也要承担很多个体责任的社会?”

“关于知识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带来幸福,另一种观点则怀疑知识并不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

“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者不应该伤害敌人,理由是伤害和惩罚只会让敌人的灵魂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惩罚观,有的人认为惩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有的人主张惩罚的目的是为了示众,所谓杀一儆百,但苏”

“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尤其是在我的行为可以免除一切外在约束和惩罚的前提下,我为什么还要做一个道德的人?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苏格拉底回答:“美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吗?你引入了一个极其麻烦的问题,即一个人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它,无需再研究它;他也不能研究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他要研究的是什么。”

“普通人把幸福等同于快乐和财富这些明显可见的东西,他们认为享乐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有些人把政治的生活等同于幸福的生活,他们追求荣誉,把荣誉等同于幸福;而哲学家则认为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对普通人来说,幸福生活必须既有“外在善”又有“内在善”,内在善指的是心灵的宁静、身体的健康,外在善指的是外部环境的确定和安全。”

“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困难。”

“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意义指向都毫无关联,生活就像是水银泻地,四下散去,无法拾掇成一个整体。不仅个人生活如此,群体生活也如此。”

“罗尔斯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真诚地、认真地想相互讲道理,然而我们却又无法达成一致?”他的回答是,因为存在着以下五个“判断的负担”:
第一,“关于一件事情的证据——包括经验的和科学的——乃是相互冲突的和复杂的,因而难以评估和评价。”这个说法不难理解,打个不算太恰当的比方:从小我就一直很困惑,到底是“虎父无犬子”,还是“虎父犬子”呢?好像正说反说都有道理,关于这件事情的经验证据从来都是相互冲突的。我妈妈天天在看《养生堂》节目,在养生问题上,各种专家的意见更是彼此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第二,“即使我们对所考虑的相关事情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也会对它们的权重(weight)产生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的结论”。以养孩子为例,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但是爷爷奶奶一般会把吃饱穿暖当成头等大事,而爸爸妈妈则认为吃饱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饮食搭配要合理,吃到适度就OK。权重不同,就会产生分歧。有句话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有一种饿叫“你奶奶觉得你饿”。
第三,“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概念(不仅仅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的那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事实上,像自由、平等这些概念都是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
第四,“我们评估证据和权衡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方式,是由我们的(彼此非常不同的)总体经验所塑造的”。比如在同性恋的问题上,福音派的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因为他们的总体经验非常不同。
第五,“通常,对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思考的侧重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很难作出一种全面的评价”。这个观点也不难理解,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举止,在有些人看来就是直率、坦诚,有男性气概,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粗鄙甚至下流的体现。”

“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出犬儒主义的发展脉络:从遗世独立到愤世嫉俗,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再从玩世不恭到反对崇高、与权力合谋,最终,当代的犬儒主义恰好走到了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

“普通人总是生活在虚假的希望之中,我们忙忙碌碌地为正常生活做着各种准备,却对即将到来的和必将到来的挫折毫无准备,所以才会格外的手忙脚乱、束手无策。怎么办?塞涅卡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只有将所有的坏事都在脑海里预演过千百遍,才有可能在厄运真正降临之时,泰然任之。”

“对信仰者来说,上帝的本性只有通过启示才可以获知,换句话说,它不是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对象。上帝的存在同样如此,他是无须证明的,他要么来自启示,要么是不证自明的。只有对非信仰者来说,上帝的存在才需要证明。《圣经》中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圣经》里又说:“智慧建造房屋……打发使女出去,召唤愚顽人到这里来。”借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上帝存在的证明就是那个婢女,她的功能就是走出门去,召唤非信徒来到信仰的大厦。”

“我记得罗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所说的上帝,就是我所说的永恒。”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信仰哪个特定的宗教,重要的是要有宗教感,要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保持警觉,对超验之物保持敬畏。”

“任何信仰,无论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坚定,都不能成为强制他人接受的理由。”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了解自己的能力的限度,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都是至关重要的自我认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是慢慢地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起初我们心有不甘,但在无数次的碰壁之后,我们意识到这或许就是自己能力的边界。当你认识并且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就能安心地待在能力的边界之内,这样,你就不会再假装无所不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会自寻烦恼,或者烦扰他人,去争辩那些理性能力之外的事物,由此,你就找到了心灵的宁静。”

“康德明确地指出,他做哲学的全部旨趣都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后来康德又补充说道,这三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个最为根本的大问题。”

“如果康德读到这些话,他一定会说:没错,灵魂、上帝、自由意志,这些东西就是发现不了啊,我早就告诉你们,它们是超验领域中的存在,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类理性的认识功能无法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在道德实践领域,我们却必须要假设它们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善恶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灵魂不朽,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至善,如果没有上帝存在,德性与幸福将无法确保一致。”

“卢梭认为虚荣心和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两个根源。虚荣心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攀比,由攀比带来的心理落差,以及由心理落差带来的妒忌与羞耻、虚荣与矫饰;私有制的出现则进一步固化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一整套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在25岁之前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良心的;一个人过了25岁之后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就是没有大脑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像一块石头被抛入河中,这个事实我们无法掌控也不能改变。好在我们虽然无法决定“存在与否”,但却可以决定“怎样存在”,决定什么是适合做的或值得做的。”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按照我的理解,海德格尔如果读到这段禅语,他也许会说,彻悟的境界不是一朝拥有、永久拥有的,相反,它总是处于反复争夺的过程,在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之后,依旧会不断地跌回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即使是本真的此在,也仍旧深陷于日常的烦神和烦心之中。”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常人,在面对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天命召唤时,都要始终牢记,常识比理论更重要,坚持底线比追求伟大更重要,健全的现实感比缥缈的情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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