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女人的大气和男人的大气给人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
相对说起来，我对台湾的女性更尊重。因为她们更独立，也更有思想，虽然她们常常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
我想龙应台和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惨烈的年代，所有有关那个年代的故事都是我们从前辈或书本中得到的。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大概可以被称为胜利者的后代，而他们起码在大陆人的眼中是失败者的后代。于是我们就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经历、甚至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实我对这本书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想看看我们的不同。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濛濛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麽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彿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澹的失忆来对付你。?
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第二部：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
第三部：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第四部：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什麽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麽。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七部：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淼茫大化。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故乡吧？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迴旋、松鼠奔窜。这裡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牆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採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麽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鬱，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覆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桉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痠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採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资料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电脑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电脑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鬆？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裡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裡，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裡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倖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资料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座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像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沉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麽恸的生离死别，那麽重的不公不义，那麽深的伤害，那麽久的遗忘，那麽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馀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鬱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裡，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其实我特别想看一本由这样犀利、坦率文笔写出“胜利者”们的经历，比如49年时的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军长乃至更高军阶的人，从那时到现在的故事。
战争有胜利者吗？有！凡是从战争结果中得到好处的人都是“胜利者”。身为“胜利者”和“胜利者”的下一代，以此为荣吗？
战争有失败者吗？有！谁?!
，只是他们的学习过程比较快乐。有一次我对孩子发火后看着孩子的哭泣时，突然想到，对孩子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希望他们幸福吧！这幸福不是包括他们整个生命过程吗？这时的学习过程不是也在其中了吗？我知道肯定很多中国家长不会同意我的想法，认为我是在给孩子的不上进开脱。可能吧，我教育孩子不算成功。但我一直在努力让孩子快乐。我也慢慢理解了美国人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