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地坛服装节，这样的环境才比较适合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挺有意思的。
买了点生活用品，看了会儿花、鱼。几个小时。
晚上家里人来喝酒。在一起聊聊天、发发牢骚也不错。
女儿晚上和家里的下一代去K歌，11点才回来。她似乎觉得XX的婚姻有些问题，似乎别人也有些problems。
其实谁家没有问题呢？
Tuesday, May 31, 2011
Monday, May 30, 2011
Saturday, May 28, 2011
回国日记（7）
XX的大喜日子。
在XXXXX请客，我们全家（在京的）、XX家的大多数和女方的父母。看起来他们很幸福。
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幸福。
全家能有机会聚在一起真好！哪怕只是照几张相！
晚上去岳母家，回来后还没见她家人。
老太太的假牙老掉下来，真该修修。说腰不好，怕是要花些时间带她看病。
在XXXXX请客，我们全家（在京的）、XX家的大多数和女方的父母。看起来他们很幸福。
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幸福。
全家能有机会聚在一起真好！哪怕只是照几张相！
晚上去岳母家，回来后还没见她家人。
老太太的假牙老掉下来，真该修修。说腰不好，怕是要花些时间带她看病。
Friday, May 27, 2011
Thursday, May 26, 2011
回国日记（5）
一早起来就奔向黄龙。中途购物，很烦。我不知道以购物的方式来减团费的方法是谁发明的，感觉上很愚蠢，非常短视。
大概我们购物不够积极吧，中午吃饭的地方很差。
下午才到黄龙。高山反应导致轻微的头痛。
上山坐缆车，然后走了很久才到五花海。还不错。
然后是漫长的下山路。由于高山反应，走的很慢，但依然有些头痛。
整体印象：
无论是九寨沟还是黄龙，似乎都不如想象的那么漂亮，就和当初游览黄石公园有点像。现在想起来，黄石真的很美丽。
让人不够舒服的地方是地方政府有些过度宣传了，其实不如由人们自己去体会。宣传过多反而效果不好。让人觉得好的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环境极为重视，环保做的很不错。
以后应该尽可能不采取这样的旅游方式了。很不舒服。
大概我们购物不够积极吧，中午吃饭的地方很差。
下午才到黄龙。高山反应导致轻微的头痛。
上山坐缆车，然后走了很久才到五花海。还不错。
然后是漫长的下山路。由于高山反应，走的很慢，但依然有些头痛。
整体印象：
无论是九寨沟还是黄龙，似乎都不如想象的那么漂亮，就和当初游览黄石公园有点像。现在想起来，黄石真的很美丽。
让人不够舒服的地方是地方政府有些过度宣传了，其实不如由人们自己去体会。宣传过多反而效果不好。让人觉得好的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环境极为重视，环保做的很不错。
以后应该尽可能不采取这样的旅游方式了。很不舒服。
Wednesday, May 25, 2011
回国日记（4）
早上8点左右到九寨沟大门。人很多。门票￥220，游览车票￥90，不便宜啊！
跟着导游随便上了一辆车，在“盆景滩”下车，然后走到“荷叶寨”。再上车就一直开到“天鹅海”，一路下来：箭竹海，五花海，珍珠滩，珍珠瀑布。
中午在诺日朗服务中心吃饭，之后导游让我们自己玩。
我们先上另一条路奔“长海”，“五彩池”。回到诺日朗之后觉得时间还早，又奔“原始森林”，再游“诺日朗瀑布”。出门时差不多5点。
导游带我们参加所谓藏民的家宴，这是这次旅游中最差的项目，完全就是骗人的。我的感觉所谓的藏民多半是雇来的会些歌舞的人，真让人恶心。每人￥150。
然后再去看歌舞剧“藏谜”，老实说还不错。剧场里人满为患，秩序也乱。只是我们实在是太累了。
回酒店有些晚。疲倦。
跟着导游随便上了一辆车，在“盆景滩”下车，然后走到“荷叶寨”。再上车就一直开到“天鹅海”，一路下来：箭竹海，五花海，珍珠滩，珍珠瀑布。
中午在诺日朗服务中心吃饭，之后导游让我们自己玩。
我们先上另一条路奔“长海”，“五彩池”。回到诺日朗之后觉得时间还早，又奔“原始森林”，再游“诺日朗瀑布”。出门时差不多5点。
导游带我们参加所谓藏民的家宴，这是这次旅游中最差的项目，完全就是骗人的。我的感觉所谓的藏民多半是雇来的会些歌舞的人，真让人恶心。每人￥150。
然后再去看歌舞剧“藏谜”，老实说还不错。剧场里人满为患，秩序也乱。只是我们实在是太累了。
回酒店有些晚。疲倦。
Tuesday, May 24, 2011
回国日记（3）
早上匆匆赶往首都机场，九寨沟黄龙--许久前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一切看来还顺利，很短时间就拿到票了，离起飞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呢！在第三航站楼转了一下，看报纸，然后每人吃了碗面。30多块钱一碗，不便宜，可味道还不错。
上飞机又晚了半个多小时，到九黄机场一切还顺利（下午两点多）。
一位藏族导游来接站。这时才知道，他就带我们三个。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小团，有些压力。
到酒店已经五点多了，为防止高山反应，一切都小心翼翼。
出去遛了一下，无甚可看。
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一切看来还顺利，很短时间就拿到票了，离起飞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呢！在第三航站楼转了一下，看报纸，然后每人吃了碗面。30多块钱一碗，不便宜，可味道还不错。
上飞机又晚了半个多小时，到九黄机场一切还顺利（下午两点多）。
一位藏族导游来接站。这时才知道，他就带我们三个。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小团，有些压力。
到酒店已经五点多了，为防止高山反应，一切都小心翼翼。
出去遛了一下，无甚可看。
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Sunday, May 22, 2011
回国日记（2）
早上3：45起床，匆匆洗漱后赶往机场，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出票。看着她不时遇到的麻烦，心里很紧张，直到最后票终于出来了。
然后给大姐和姐姐发email，告知确切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无所事事。
6：30开始登机，又有耽搁！真让人放心不下。7：00-12：00到温哥华。由于办冬奥会的关系，机场很漂亮。
3点（纽约时间）正式开始了回京的旅程。
坐飞机的次数不多，却第一次看到在飞机上这么混乱的场面。空姐除了送饭，很少见人。大家自己找水找零食！
下午一点半到京（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已经是第二天了），北京依然雾蒙蒙，环境治理还得努力啊！
晚上有些失眠。没办法。
然后给大姐和姐姐发email，告知确切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无所事事。
6：30开始登机，又有耽搁！真让人放心不下。7：00-12：00到温哥华。由于办冬奥会的关系，机场很漂亮。
3点（纽约时间）正式开始了回京的旅程。
坐飞机的次数不多，却第一次看到在飞机上这么混乱的场面。空姐除了送饭，很少见人。大家自己找水找零食！
下午一点半到京（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已经是第二天了），北京依然雾蒙蒙，环境治理还得努力啊！
晚上有些失眠。没办法。
Saturday, May 21, 2011
回国日记（1）
又到回家之时，依然“近乡情怯”，为什么？
已经有几天了--睡眠不好，易怒。
早上出门，电召车司机似乎嫌小费少了，他们什么时候嫌多了？
上飞机时就晚了。10点半的飞机，差不多11点才登机，然后是漫长的等待。等的越来越心焦。问过几次乘务员，都不得要领。
三个小时后，终于让大家下飞机。然后通知大姐，星期日可能到不了家。
到服务台排队，极无效率。最后终于宣布班机取消。同机一小伙（白人，和我们的路径完全一致）的结论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搭乘加航，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最后给我们订了晚上九点到Toronto的机票，并告知我们可以乘明天到北京的直达飞机。然后去下一班飞机Stand By，居然让我们上去了。到Toronto大约下午5点，出来后找不到行李。去Baggage Service去问，被告知行李会直接到北京，我们竟信以为真。出来后，很聪明地（现在越想越是）到Connections处去Confirm我们的航班，结果发现明天的航班只能是先从Toronto到Vancouver，然后从Vancouver到北京，如果我们明天中午来Check In，我们就死定了。工作人员虽然confirm了，可不能出票，并说可以在网上Check In，于是出去试着网上Check In，不行！而且被告知我们应该自己拿着行李，于是又回去找行李，问来问去，总算说是找到了，然后填表，由工作人员陪着回到baggage部门，找了很久，总算是找到了。
不甘心，又回到Check-in counter，试图出票，还是不行。只好回酒店。免费住Holiday Inn，并付晚餐和早餐。
九点多回房间。仍然看了小牛对雷霆的比赛。
加币对美元的比值为0.9：1.美元真衰啊！
已经有几天了--睡眠不好，易怒。
早上出门，电召车司机似乎嫌小费少了，他们什么时候嫌多了？
上飞机时就晚了。10点半的飞机，差不多11点才登机，然后是漫长的等待。等的越来越心焦。问过几次乘务员，都不得要领。
三个小时后，终于让大家下飞机。然后通知大姐，星期日可能到不了家。
到服务台排队，极无效率。最后终于宣布班机取消。同机一小伙（白人，和我们的路径完全一致）的结论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搭乘加航，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最后给我们订了晚上九点到Toronto的机票，并告知我们可以乘明天到北京的直达飞机。然后去下一班飞机Stand By，居然让我们上去了。到Toronto大约下午5点，出来后找不到行李。去Baggage Service去问，被告知行李会直接到北京，我们竟信以为真。出来后，很聪明地（现在越想越是）到Connections处去Confirm我们的航班，结果发现明天的航班只能是先从Toronto到Vancouver，然后从Vancouver到北京，如果我们明天中午来Check In，我们就死定了。工作人员虽然confirm了，可不能出票，并说可以在网上Check In，于是出去试着网上Check In，不行！而且被告知我们应该自己拿着行李，于是又回去找行李，问来问去，总算说是找到了，然后填表，由工作人员陪着回到baggage部门，找了很久，总算是找到了。
不甘心，又回到Check-in counter，试图出票，还是不行。只好回酒店。免费住Holiday Inn，并付晚餐和早餐。
九点多回房间。仍然看了小牛对雷霆的比赛。
加币对美元的比值为0.9：1.美元真衰啊！
Wednesday, April 20,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9）请不要干涉我想干的事
看了一点王文和野夫在网上的争论，有点意思。
老实说，我一直没太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无论是在哪种社会环境下。但对于我来说，自由却相对简单，那就是无论是谁，请你不要干涉我想干的事，只要这事没有妨害到别人。比如说，我想看看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我想到那个有点热闹的地方看看热闹。我觉着我没招着谁，你要不让我去，你就干涉我自由了。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我是越来越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自由、舒适（慵懒）、保护隐私。
几年前和一朋友参加一个有关科技、互联网的展览，在一些展台前看到一些女孩子在跳舞。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 这有什么关系啊？
每次看中国车展的新闻都是在谈论车模的话题，真的很无聊。车展的话题不是应该今年出什么新车吗？
老实说，我一直没太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无论是在哪种社会环境下。但对于我来说，自由却相对简单，那就是无论是谁，请你不要干涉我想干的事，只要这事没有妨害到别人。比如说，我想看看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我想到那个有点热闹的地方看看热闹。我觉着我没招着谁，你要不让我去，你就干涉我自由了。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我是越来越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自由、舒适（慵懒）、保护隐私。
几年前和一朋友参加一个有关科技、互联网的展览，在一些展台前看到一些女孩子在跳舞。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 这有什么关系啊？
每次看中国车展的新闻都是在谈论车模的话题，真的很无聊。车展的话题不是应该今年出什么新车吗？
Wednesday, April 13, 2011
读书笔记（三）：Norwegian Wood （挪威的森林）
去年暑假时和女儿聊天谈到过这本书。不想，在她离开去学校时给我买了这本。她在想什么？
我是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那时读的是中译本，现在看的是英译本，没办法，咱看不懂日文。
我说很久以前，一层含义是说读Norwegian Wood是在读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其实这两本书有一点是特别相像的：描述简单的故事表达/表示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这正是作家的功力之处。
我说很久以前，一层含义是说读Norwegian Wood是在读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其实这两本书有一点是特别相像的：描述简单的故事表达/表示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这正是作家的功力之处。
村上的书，我只读过这一本，据说最近1Q84也不错，但我并没有动力去读他其他的作品（那可能需要心情和缘分）。一本《挪威的森林》足以确立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地位。
我最近看书看得很慢。这样一部二、三百页的书，从前是一晚的工作。现在却读了很久，主要原因是基本上没有大块的时间看书。不过我却发现我的一个新的气质--即便隔了很长时间，我仍然可以毫不费力的接着读下去，而慢慢读实在是可以读出许多味道。
英文的译文是来自Jay Rubin。中文的译文是来自林少华。
Eighteen years have gone by, and still I can bring back every detail of that day in the meadow. Washed clean of summer’s dust by days of gentle rain, the mountains wore a deep, brilliant green. The October breeze set white fronds of head-tall grasses swaying. One long streak of cloud hung pasted across a dome of frozen blue. It almost hurt to look at that faroff sky. A puff of wind swept across the meadow and through her hair before it slipped into the woods to rustle branches and send back snatches of distant barking - a hazy sound that seemed to reach us from the doorway to another world. We heard no other sounds. We met no other people. We saw only two bright, red birds leap startle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meadow and dart into the woods. As we ambled along, Naoko spoke to me of wells.
Memory is a funny thing. When I was in the scene, I hardly paid it any mind. I never stopped to think of it as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a lasting impression, certainly never imagined that eighteen years later I would recall it in such detail. I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scenery that day. I was thinking about myself.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beautiful girl walking next to me.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two of us together, and then about myself again. It was the age, that time of life when every sight, every feeling, every thought came back, like a boomerang, to me. And worse, I was in love. Love with complications. Scenery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Now, though, that meadow scene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back to me. The smell of the grass, the faint chill of the wind, the line of the hills, the barking of a dog: these are the first things, and they come with absolute clarity. I feel as if I can reach out and trace them with a fingertip. And yet, as clear as the scene may be, no one is in it. No one. Naoko is not there, and neither am I. Where could we have disappeared to? How could such a thing have happened? Everything that seemed so important back then-Naoko, and the self I was then, and the world I had then: where could they have all gone? It’s true, I can’t even bring back Naoko’s face-not right away, at least. All I’m left holding is a background, sheer scenery, with no people up front.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 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 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Memory is a funny thing. When I was in the scene, I hardly paid it any mind. I never stopped to think of it as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a lasting impression, certainly never imagined that eighteen years later I would recall it in such detail. I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scenery that day. I was thinking about myself.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beautiful girl walking next to me.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two of us together, and then about myself again. It was the age, that time of life when every sight, every feeling, every thought came back, like a boomerang, to me. And worse, I was in love. Love with complications. Scenery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Now, though, that meadow scene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back to me. The smell of the grass, the faint chill of the wind, the line of the hills, the barking of a dog: these are the first things, and they come with absolute clarity. I feel as if I can reach out and trace them with a fingertip. And yet, as clear as the scene may be, no one is in it. No one. Naoko is not there, and neither am I. Where could we have disappeared to? How could such a thing have happened? Everything that seemed so important back then-Naoko, and the self I was then, and the world I had then: where could they have all gone? It’s true, I can’t even bring back Naoko’s face-not right away, at least. All I’m left holding is a background, sheer scenery, with no people up front.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 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 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 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致使我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 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像回飞棒一样转回到自己身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 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 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 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 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 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 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 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Death exists, not as the opposite but as a part of life.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第五章的那封信真是很有意思的一封信。无论如何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可真是会有像作者写的那样想一遍一遍地读，而且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这是玲子的信中的一段话。
My own personal feeling is that Midori sounds like a great girl. I understand just reading your letter why you would be drawn to her. And I understand, too, why you would also be drawn to Naoko. There's nothing the least bit sinful about it. Things like that happen all the time in this great big world of ours. It's like taking a boat out on a beautiful lake on a beautiful day and thinking both the sky and the lake are beautiful. So stop eating yourself up alive. Things will go where they supposed to go if you just let them take their natural course. Despite your best efforts, people are going to be hurt when it's time for them to be hurt. Life is like that. I know I sound like I'm preaching from a podium, but it's about time for you to learn to live like this. You try too hard to make life fit your way of doing things. If you don't want to spend time in an insane asylum, you have to open up a little more and let yourself go with life's natural flow. I'm just a powerless and imperfect woman, but still there are times when I think to myself how wonderful life can be! Believe me, it's true. So stop what you're doing this minute and get happy. Work are making yourself happy!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儿。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了然于心。这并非任何罪过，只不过是 大千世界上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 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到了差不多该学习对待人生方 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最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 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这是全书的最后。
I telephoned Midori. "I have to talk to you," I said. "I have a million things to talk to you about. A million things to talk to you about. All I want in this world is you. I want to see you and talk. I want the two of us to begin everything from beginning."
Midori responded with a long, long silence - the silence of all the misty rain in the world falling on all the new-mown lawns of the world. Forehead pressed against the glass, I shut my eyes and waited. At last Midori's quiet voice broke the silenc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m I?
Gripping the receiver, I raised my head and turned to see what lay beyond the telephone booth. Where was I now? I had no idea. No idea at all. Where was this place? All that flashed into my eyes were the countless shapes of people walking by to nowhere. Again and again, I called out for Midori from the dead center of this place that was no place.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Wednesday, March 2,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8）茉莉花呀茉莉花
说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说多了让朋友们更不容易看到了。
茉莉花行动在继续。我在想，如果就是个混混在国外的网站上不停地（每个星期）号召大家散步，中国政府不是很讨厌吗？
非洲和中东的混乱最让人担心的是石油的供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全世界大概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利比亚撤侨。可笑。利比亚有多少中国侨民？不全是工人吗？政府做这个姿态想要说明什么？三万多人啊，得多大的项目啊。投资的多半是国企吧？我们老百姓的钱吧？没人承担责任吗?
威斯康星州对工会打击会传到全国吗？我们会受到影响吗？人自己碰到麻烦时就很难说什么是正确和错误了。
茉莉花行动在继续。我在想，如果就是个混混在国外的网站上不停地（每个星期）号召大家散步，中国政府不是很讨厌吗？
非洲和中东的混乱最让人担心的是石油的供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全世界大概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利比亚撤侨。可笑。利比亚有多少中国侨民？不全是工人吗？政府做这个姿态想要说明什么？三万多人啊，得多大的项目啊。投资的多半是国企吧？我们老百姓的钱吧？没人承担责任吗?
威斯康星州对工会打击会传到全国吗？我们会受到影响吗？人自己碰到麻烦时就很难说什么是正确和错误了。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7）男人和女人的一个区别
Surprise听上去挺好，可既然是惊喜就别去盼着，否则还有什么惊喜？可人们不总是希望时不时地来点好消息？
年龄越大就越来越不羡慕别人，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知道了谁都不容易。况且对那些风光的生活一直没有兴趣。
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男人有事得自己扛着，女人起码还可以和他人倾诉或者抱怨。这是不是男人比女人寿命短的原因之一？
年龄越大就越来越不羡慕别人，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知道了谁都不容易。况且对那些风光的生活一直没有兴趣。
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男人有事得自己扛着，女人起码还可以和他人倾诉或者抱怨。这是不是男人比女人寿命短的原因之一？
Friday, January 28,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6）又到春节！
1. 又到春节！这是一个该干点什么的节日呢？对过春节一直不是很有兴趣，想起来不止是春节吧，可能是所有的节日。吃？现在早就过了“馋”的年代了，食物早就是越来越素了。玩？其实玩本是件好事，可能找到玩到一起的人实在是不易。在美的老中，过节最多的就是“朋友聚会”，现在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不是有些不停地炫耀自己的，就是那些紧盯着深挖隐私的。
2. 每过一次年，就表明又老了一岁，无论乐观还是悲观。老体现在什么地方？男人大概自己觉得最明显的是性能力的下降--没那么牲口了，话多了动作却少了。对我来说，运动的时候越来越怕受伤，动作就越来越慢。容易疲倦，而且疲倦后恢复的慢。
3. 有什么在新的一年要完成的心愿？不说也罢。全是那些猜都猜的到的。
2. 每过一次年，就表明又老了一岁，无论乐观还是悲观。老体现在什么地方？男人大概自己觉得最明显的是性能力的下降--没那么牲口了，话多了动作却少了。对我来说，运动的时候越来越怕受伤，动作就越来越慢。容易疲倦，而且疲倦后恢复的慢。
3. 有什么在新的一年要完成的心愿？不说也罢。全是那些猜都猜的到的。
Friday, January 7,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5）有令人向恶的音乐吗？
是不是到了该思索怎么个死法的时候了？
音乐是不是能够使人变得“更好”？原来我持肯定态度，因为我的确发现有人因不断听音乐而变得善良一些。可最近看到一个陕西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开车时撞倒一位妇女在该妇女记他的车牌号时下车将该妇女杀死的报道，开始有了怀疑。可是有令人向恶的音乐吗？人是会改变的吗？应该会吧。可是越来越怀疑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生活的目的应该是以寻找幸福快乐为主的。基于此，我们常常就不断地放弃自己的“理念”，特别在家庭生活中。每次看到孩子为某件事（常常是很小的事）高兴不已的时候就特别快乐。我们希望她快乐，她快乐了，对错还有那么重要吗？
音乐是不是能够使人变得“更好”？原来我持肯定态度，因为我的确发现有人因不断听音乐而变得善良一些。可最近看到一个陕西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开车时撞倒一位妇女在该妇女记他的车牌号时下车将该妇女杀死的报道，开始有了怀疑。可是有令人向恶的音乐吗？人是会改变的吗？应该会吧。可是越来越怀疑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生活的目的应该是以寻找幸福快乐为主的。基于此，我们常常就不断地放弃自己的“理念”，特别在家庭生活中。每次看到孩子为某件事（常常是很小的事）高兴不已的时候就特别快乐。我们希望她快乐，她快乐了，对错还有那么重要吗？
Tuesday, January 4, 2011
想起什么说什么 （4）纽约爱乐Tchaikovsky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朗朗
年底节假日很多，上班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在PBS上看了旧金山芭蕾舞团Nutcracker和纽约爱乐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都是Tchaikovsky的，纽约爱乐的是朗朗的钢琴，Alan Gilbert的指挥，而且是现场（元旦晚上）。我们老中都比较喜欢Tchaikovsky，这大约是当年中苏友好的结果，也是某种性格上的契合？
我已经很久没进剧场了，其实我是很喜欢剧场的感觉。听古典音乐是无法在路上听的，干扰太大，很难听到细节，而且分心。最好还是去剧场，不然有个好音响，静静地听；看着实况转播也是一种选择。现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朗朗已经很有大师的气度了，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可以由着自己发挥了。
纽约爱乐的演奏家年纪偏大，所以感觉上比较缺乏朝气，而比较多的是严谨和古板--完全是我的外行话。
在PBS上看了旧金山芭蕾舞团Nutcracker和纽约爱乐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都是Tchaikovsky的，纽约爱乐的是朗朗的钢琴，Alan Gilbert的指挥，而且是现场（元旦晚上）。我们老中都比较喜欢Tchaikovsky，这大约是当年中苏友好的结果，也是某种性格上的契合？
我已经很久没进剧场了，其实我是很喜欢剧场的感觉。听古典音乐是无法在路上听的，干扰太大，很难听到细节，而且分心。最好还是去剧场，不然有个好音响，静静地听；看着实况转播也是一种选择。现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朗朗已经很有大师的气度了，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可以由着自己发挥了。
纽约爱乐的演奏家年纪偏大，所以感觉上比较缺乏朝气，而比较多的是严谨和古板--完全是我的外行话。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 林达
这是我在6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自己 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6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 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 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迹。 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 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 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 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 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 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 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 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 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 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 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 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 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 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 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 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 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 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 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一九五四年 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2004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这两千多万人，与1949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 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 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 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
再 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 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 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 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 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 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 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 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 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 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 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 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 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 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 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 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 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 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 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 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 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 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 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 能成功，还因为1949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 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 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 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 “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 “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 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 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 人”，对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 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 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 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 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 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 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 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 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 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 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 “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 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 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 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 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 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 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 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 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 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 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 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 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 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 束7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 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
“经过做大量的 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 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 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 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
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 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 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 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 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 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有70％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 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 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 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 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 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 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是话写在2004年，6年后2010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60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 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 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 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 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 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 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 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 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 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 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 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 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 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 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 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 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 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 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 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 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 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 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 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 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 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 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 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 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 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 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 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 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 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 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 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 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 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 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完
原载于《明报月刊》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 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迹。 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 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 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 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 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 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 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 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 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 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 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 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 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 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 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 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 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 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 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一九五四年 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2004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这两千多万人，与1949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 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 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 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
再 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 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 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 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 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 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 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 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 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 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 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 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 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 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 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 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 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 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 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 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 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 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 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 能成功，还因为1949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 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 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 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 “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 “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 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 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 人”，对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 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 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 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 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 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 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 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 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 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 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 “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 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 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 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 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 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 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 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 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 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 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 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 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 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 束7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 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
“经过做大量的 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 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 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 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
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 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 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 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 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 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有70％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 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 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 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 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 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 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是话写在2004年，6年后2010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60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 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 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 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 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 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 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 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 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 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 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 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 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 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 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 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 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 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 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 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 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 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 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 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 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 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 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 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 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 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 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 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 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 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 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 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 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 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 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完
原载于《明报月刊》
Thursday, December 9, 2010
想起什么说什么 （3）还是Adagio好听
1. 突然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Adagio。这是在听Bach的Concerto for 3 Pianos, BWV 1064和Mozart的Violin Concerto No. 3 in G major时感到的。女儿很早就说我比较喜欢Soft的音乐。是吧。
2. 其实我并不是总不喜欢逛商店。只是我比较喜欢逛自己喜欢的部分，比如图书、电器、奢侈品--喜欢一些精美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常对自己说是在培养口味。我通常不会由逛的方式购物，就是说不大会在逛的时候出手。
3. 当下中国的男歌手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女性化（让台湾人说就是很“娘”），我想应该是大众有这样的取向。真可怕·！！！
2. 其实我并不是总不喜欢逛商店。只是我比较喜欢逛自己喜欢的部分，比如图书、电器、奢侈品--喜欢一些精美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常对自己说是在培养口味。我通常不会由逛的方式购物，就是说不大会在逛的时候出手。
3. 当下中国的男歌手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女性化（让台湾人说就是很“娘”），我想应该是大众有这样的取向。真可怕·！！！
Thursday, December 2, 2010
茅于轼：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
发表于 2010年12月01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精辟啊！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说出真心话的地方。可是如果把你的真名字显示出来，你还会吗（假设你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挺看不起那些匿名在网上谩骂或慷慨激昂的人。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民众的教育应该是永久的任务。每当看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在那儿胡扯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话题。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精辟啊！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说出真心话的地方。可是如果把你的真名字显示出来，你还会吗（假设你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挺看不起那些匿名在网上谩骂或慷慨激昂的人。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
民众的教育应该是永久的任务。每当看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在那儿胡扯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话题。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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